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武昌起义后,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势不两立,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相关著述十分丰富,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宋教仁与共和政治

宋教仁并非“拥袁派”、“议会迷”，其对袁世凯的妥协与让步实为时势所迫。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内阁制实为限制以袁为首的封建旧官僚的势力。宋教仁在当时的形势下谋求共和政体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矛盾的体现     

《袁氏族谱》有关“三袁”史料述略

最近发现的《袁氏族谱》最近,笔者读了一部公安《袁氏族谱》。这部《袁氏族谱》,是湖北公安县公安袁氏十七代孙袁策焕收藏的。全谱十八本,现存十六本。据谱中有关序言记载,最早是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年)袁嵩年(系“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同父异母弟袁安道次子)创修的,以后经过两次重修,最后一次是清咸丰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年)续修成。谱牒中对公安袁氏远祖的考证、迁徙、姓氏更易、祠规、     

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从亲信到叛徒:汪精卫与孙中山关系透视

汪精卫和孙中山从相识到相随,交往长达20年。综观这20年,汪在大部分时间里能够追随孙,坚持革命,孙汪之间长期形成一种领袖与亲信、导师与高足的关系。两人政治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推进革命事业。但在反袁护法时期,汪孙关系曾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在这种关系框架内,两人时分时合,不能默契配合,这无疑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孙逝世后,汪利用他与孙之间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以孙的“继承人”自居,这确实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不少方便。同时,孙依靠一派军阀打败另一派军阀的做法,寄望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思想等,也对汪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然而,汪精卫后来的背叛,并不能败坏孙中山的英名,更玷污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但抒性灵 不废格套──袁中道诗文理论综述

袁中道是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代表，他一方面在维护袁宏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纠公安派末流之偏，最后便向封建正统文学妥协，他在坚持“真”的前提下，从诗文的“露”、“俗”返归“中行”。他树三唐之诗为典范，认为诗文创作“穷而必变，亦其势然”，其变化规律是“性情”与“法律”二者相互为用。     

政府权威下的有限妥协--政策执行的三方行动分析

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其间涉及三个主要的变量: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体。按照洛伊的分类,政策可以分为构成性政策、分配性政策、规制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不同类型的政策中三方变量的关系和行动各不相同,表现出复杂的特征。总体来看,政策三方之间是在最高中央权威下互相之间有效妥协的结果。然而,妥协可以分为积极妥协和消极妥协,消极妥协是政策实施效力减损的重要原因,消极妥协导致严重的政策执行亏空。     

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藏书家。他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三袁接受心学的来源渠道之一。袁宏道视其为师,并且,他的文学发展观、“性灵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同时,他和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友善,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辨析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对公安三袁接受心学的途径、影响程度、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明代文学思想的嬗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妥协可接受的随机合作对策的妥协值

以妥协可接受的NTU对策的妥协值和TU对策的[WTBX]τ值为基础，将妥协值的性质推广到随机合作对策的模型中，从而得到具有非空核心的、妥协可接受随机合作对策的妥协值是可期望得到的最大支付和最小权之间的协调值，且妥协值介于两者之间。     

辛亥革命:政治秩序和权威的重建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并不是因为革命党人主观上的妥协、让权,而是因为革命前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中国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所以,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所致力的只是改变传统权威维持下的政治秩序;革命胜利后所进行的建设,也就只局限于建立新政治秩序和新权威,而不是法制和国体的建设.正是在当时整个社会要求恢复权威和秩序的呼声下,袁世凯夺得了民国权柄.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早年贫苦农民子弟的经历对孙中山日后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孙中山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如何发动农民”以及“孙中山晚年如何看待农民—土地问题”谈一些补充看法。     

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治史特色

左舜生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左的早期辛亥革命史著作,初具规模,渐成体系,将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提高到学术研究层面,晚期研究进一步发展,更显完备成熟.《黄兴评传》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学派之藩篱,成为当时最有分量的黄兴传记之一.左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时段、范围、性质、成败均有自己的看法,对辛亥人物及重大事件亦有许多真知灼见.从其研究中,可以发现左氏特别重视史料搜集及整理,注重史学教育功能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以及严谨持重、议论客观独立,擅长归类总结和史实考订等特征.左氏史学亦有研究范围狭小、未做专题研究等缺憾.总体而言,左氏不失为一位多有建树的近代史专家.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笔谈——孙中山：英雄形象的百年流变

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革命家。李恭忠《孙中山：英雄形象的百年流变》一文,梳理了孙中山领袖形象的形成过程,阐释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的内涵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定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沈世培等《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一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解读,认为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会党是晚清时期的重要社会力量。梁家贵《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阐述了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原因和意义,分析了双方最终分道扬镳的缘由。辛亥革命促使中国慈善思想发生嬗变,传统慈善事业开始了新陈代谢过程。蔡勤禹《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一文,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慈善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认为这种转变是中国从传统慈善事业走向以制度化和法制化为前提的社会保障事业的过渡,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革命”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涉及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党在各个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及相关人物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等领域。研究者根据档案资料对革命前土地占有状况、租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重新探讨了土地革命的合法性前提,并根据前苏联解体后的解密资料对"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研究者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和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土地革命重新解读,拓展了研究视野,但在原始档案资料的整合利用上还需进一步加强,并应着重这一领域的微观运作机制的研究。     

新疆三区革命没有发展到南疆的原因探析

本文认为南疆居民生活相对安定,新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得到调和,南疆封建和宗教上层人士对苏联有所疑惧,南线作战没有大的军事胜利以鼓舞人民,这些都是三区革命没有能够发展到南疆的主要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问题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确立理论依据到探索教育内容再到方法创新的过程,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充分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不断挖掘它的现代价值,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方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奈妥协——以湖北官钱局产业争夺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官钱局是清末时期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其鼎盛时期,对湖北地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辛亥之后,国民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围绕其产业的争夺逐步展开,国民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将湖北官钱局收归中央,湖北省政府亦两次抗议要求归还。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合作与冲突。最终双方相互妥协,湖北官钱局被有条件地归还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