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生死观与诗歌创作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自画像气势磅礴地表达出“生要有意义,死要有价值”这一中国千年传统生死观。船山生死观可以解构成“恐惧死亡——正视死亡——解构死亡——超越死亡”这一模式来概述其精神实质。这一哲学观点给其诗歌创作以深刻影响。本文尝试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探讨死亡意识给船山诗歌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船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生死的深刻理解和审美超越。     

从敦煌佛教歌辞看唐宋诗歌创作思想的转变

唐宋两代诗歌的繁荣呈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特性和面貌。一般把宋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归于的科举策试制度。从敦煌佛教歌辞来看,创作主旨十分明确,宗教宣传特征也很突出,其创作思想与唐宋间诗歌主理尚意的文学思想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佛教为了广泛宣扬宗教思想,创作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同时十分注重对我国民间文学体式的吸收运用。而大量的佛教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对民间文学作品有较大的提升和改造,同时反过来对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也有较大的启发和影响。研究唐宋文学思想的转变,应当重视佛教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     

清朝为什么尊重船山公?

<正> 满洲贵族入关之初,对以汉族为主的全国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扬州屠城十日;南京肆行劫掠烧杀;江阴“满城杀尽”才“封刀”,嘉定三次屠城;又强行圈地、薙发等等。这些情况,年轻的船山公,当然有所闻知。他处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感到无比的忧虑和愤慨。顺治五年(1648),他在衡山毅然举兵,奋起反抗。兵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任行人司行人,坚持抗清。无奈朝纲不振,事不可为,遂辞退归     

船山后裔与船山遗著的刊刻传播

从王船山的次子王颁开始,船山后裔就对船山遗著的保存与传播作了世代传承的艰苦努力。道光年间《船山遗书》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刊刻,就是船山后裔与近代湖湘一、二代人才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随着湘军的崛起,同治年间《船山遗书》得到更大规模的刊刻与传播,从而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船山遗著得到更加全面的收集整理与公开出版,船山思想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发掘研究与前所未有的弘扬光大。     

从船山易学看船山的人格美学

王船山(王夫之)四十多年矢志于《易》,易学修养极高,他的易学思想与其人格美学思想紧密相关。具体来说,船山易学中的身心观建基于“气”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生命美学意味;其心性观则表现出古代君子进德修业、追求德之大美的强烈意图;船山的人格美学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英雄人格和政治家人格的统一,特别突出刚健的人格力量。     

从船山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船山学

参照和套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诠释船山思想是以往船山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当然有其合理性和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学术范式和终极目标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或问题意识来审视、解读王船山以及其他中国先哲,不仅会产生隔靴搔痒的遗憾,更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沿着中国先哲自身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船山,则可能会有新的体悟.这是本人近读陈来先生新作<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所获得的启示.作者用"接着"宋明理学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船山,在这一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形成的诠释眼光中,船山思想中原先被忽视的面相在新的意义层面得以彰显了出来.     

你的货币资金在流动吗?

当今,储蓄仍是大多数家庭投资的选择,这种固定的投资渠道,反映了大多数家庭理财思路的狭窄和单一。如何使家庭的货币资金(现金 银行存款)创造更多的收益呢?这应当是现代每个家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和环境来看,适度负债操作,让家庭货币资金流动起来,拓宽获利空间是明智的抉择。怎样使家庭货币资金流动起来呢?下面几种盘活家庭货币     

唐君毅的船山论

唐君毅是能整体把握船山学并直透船山精神的现代儒者。其对船山学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承宋明儒而补其不足;开六经生面;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     

甘汝来在广西的诗歌创作略论

甘汝来经略广西近四年,在广西从太平府知府一直升任至广西巡抚,创作了不少关于广西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抒发封疆情怀、赓扬地方循吏、反映劝农实况、抒写登临怀抱、叙写科举情形,内容丰富,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颇受后人推崇。     

船山思想的内在紧张与船山模型的当代意义

<正>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衡岳钟灵,昭苏环宇。近世以降,伴随着我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曲折征程,船山之学启迪了数代不同思潮的思想家和学者——由曾国藩、郭嵩焘,而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而毛泽东、侯外庐,而熊十力、贺麟、唐君毅,等等。所以者何?根本原因乃在于船山学为人们提供了与时代走向相契接的思想资源。然而我们却不能对淹博如海的船山学术思想作维度单一的诠解,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不同流派的学人—一洋     

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

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对这场变局的根源探讨众说纷纭,对其前景的预测也各异其趣。本文在概括当今时代主要深刻变化的表征后,分析了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迁,使处于该体系的核心力量通过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部分抛弃自由主义而试图阻止体系内的权力变迁的持续,尤其表现为基于主权原则的开放交流日益被保护主义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意识所取代,从而导致时代巨变。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为结束国际社会大变局带来的混乱并重构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将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通过非激进主义的方式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新殖民主义,并促进开放性主权原则的发展。     

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

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经历了一个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船山形象也随之变化。康熙年间王船山去世后,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撰写船山行述,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刻画了王船山忠义节气、湛深学术的老儒形象。之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将王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使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开始向官方记忆转化。乾隆年间,随着清廷对晚明遗民褒诛并用政策的实施和各类文化工程的举办,船山记忆被再度筛选。王船山最终于嘉庆年间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官方正史,并由此刺激了民间对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为近代船山热埋下了伏笔。     

船山伦理思想和青年毛泽东对船山伦理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经由杨昌济等老师的教导赓续着王船山伦理思想的精神血脉,并在自己探讨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对王船山伦理思想作出了某种超越式的理解。船山伦理思想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认识起步,聚焦于人道内部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群关系的正确处理和对待,系统建构了人我关系论、义利理欲论、理想人格论、修养工夫论,其中“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是其显著的特点。经由杨昌济、刘人熙、黎锦熙以及之前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传播与介绍,再加上自己对船山著作的研读,青年毛泽东对船山伦理思想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将其视为湖湘伦理文化的活水源头予以开掘与弘扬,并与其寻找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联系起来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形成既继承船山又弘扬船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     

“思与境偕”是“情景交融”吗?——基于司空图诗歌创作的考察

研究者通常把司空图所说的"思与境偕"解释为"情景交融",然而从司空图的诗歌创作看,他并不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他的诗明显具有重"思"的特点,但他所重视的"思"不是感性和直觉状态的"情思",而是以他特殊的观物方式和思维方式观照和"处理"客观境象,经过"转念""思考"而产生的更曲折、更深邃的"想法"。"思与境偕"作为司空图艺术追求的核心内容,似针对唐末过于偏重写实的风尚所提出,其重点在强调"思"的重要性,是一种重主观的诗论,而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强调艺术表现中主客体双方的平衡。     

论船山在人性善恶上的一个转变

船山在《尚书引义》中提出了气有不善、性有不善的看法。而在其两年之后撰写的《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即对这种看法进行了修正,认为性无不善,这种认识贯彻于之后他学术的始终。由性本善而用有不善的看法到性始终为善的这个转变不仅可以扭转其体用观的扞格不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其人性论的这个转变导致了其"工夫"修养论与宋儒在侧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不是气与性之不善,不善是由于主体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不能善于驾驭情势与正确对待的结果,不善的结果主要由主体负责。船山之意是要人当下就负起改变自己的责任来,一刻也不能拖延;而且船山也坚信人在当下能改变自己(此类似佛教的前念迷即烦恼,后念悟即智慧)。     

船山学的博大精深与别开生面——纪念船山诞辰400周年

船山学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的学理化体现和体系性呈现,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能够自成体系并长久绵延的内在机理和学术价值之综合凝结。船山学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既在于她对中华学术文化或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所作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显示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特质,也在于她在总结中华学术文化的基础上试图促使其别开生面,向前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破块启蒙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想,体现出一种'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或革故鼎新的学术品质。     

经济法:在可持续发展的拷问之下

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为我们全面审视已有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整合与创设新的经济法理论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是经济法学界突破理论瓶颈的动力与路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方法论指导。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全方位地冲击着法律所奉行的理念,为传统价值观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对它们的有机整合。可持续发展在传统法律体系中的缺位,为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制定创造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