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重复、戏仿与差异的力量——互文理论观照下的《洛丽塔》

当代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名著《洛丽塔》充盈着重复和戏仿的元素,被公认是后现代叙事的重要标本。在西方互文（文本间性）文论视野中引入希利斯.米勒小说诗学的＂重复＂理论与德勒兹哲学＂差异与重复＂的美学命题,审视《洛丽塔》的＂重复＂、＂戏仿＂与＂差异＂的三个维度,能够启迪我们更为深刻地感悟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理解德勒兹哲性诗学强调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的思想力量,深化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意识。     

论述船山诗学中的情贞分立

船山诗学既是对于前人诗学的总结,也是时代和个人的产物,诗学中有立也有破,我们可以尝试探讨船山诗学理论、批评、创作中船山的批判内容,这样可以使得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船山诗学的本质。船山诗学内涵极为丰富,这里用两个范畴来作为论述的参照——情和贞。船山诗学提倡情贞一体,而反对情贞分立。情贞分立具体体现为：一是＂取情而弃贞＂,二是＂求贞而背情＂,三是＂失情且无贞＂。     

建立中国的原创诗学

我不是专门做文艺学研究的,但也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从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学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多维诗学的说法。我们的诗学应该是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构成的多维诗学,以生命为其内核、文化为肌理、感悟为之贯通。在对“感悟”这一关键词进行历史梳理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就是感悟。它是一种潜哲学,包含着中国文学潜在的特质,我们所说的“意境”、“意象”等都与之相关。这里就围绕我的《李杜诗学》所引起的争论来谈谈诗学问题。他们认为李杜不过是作家论,怎么可以称为诗学呢?他们…     

中国新诗"经验"之说的引进与确立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范型转换,即在诗学观念上由“情感”向“经验”的转换。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既表现为这一阶段对于艾略特、里尔克、瑞恰慈的译介,亦表现为诸多诗人与批评家的争论与不同的阐释。本文梳理了这一观念转变,并以若干“名言”为例,分析了“经验”之说的传播与确立,同时探讨了诗学观念转化在中国新诗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皎然、司空图诗歌意境理论脞说

在佛老之学的影响下,禅宗＂即心即佛＂、＂无着无住＂的随缘任运的思维方式与＂当头棒喝＂的＂顿悟＂意念,以及道教偏重于崇尚自然、梦幻神游、浪漫超脱的思想特征等因素,皆直接影响唐人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探讨,有助于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完善与定型。如皎然《诗式》中提出以＂取境＂为中心来论诗;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味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学思想与审美观念,等等。这些正是中国诗学意境论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开启了宋代严羽＂以禅喻诗＂等诗学思想的不二法门。     

苏轼诗学思想中“物”之审美化的生存论探源

在苏轼诗学思想中,＂物＂是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在生存论的视域中考察苏轼对＂物＂之为＂物＂的理解,廓清苏轼关于＂物＂的审美化的认识,对于苏轼诗学思想和人生哲学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苏轼认为,人与物是原初关联的存在,他们同生共在,＂无心而一＂,圆融浑化。物性的遮蔽与人性的丧失,是本根处是一体的。＂物＂的澄明,是人返朴归真的前提与标志,也是＂物＂赢获审美属性的本源。＂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是心境,也是物境,更是艺术创作与现实生存的审美之境。     

论中国古代诗学谋略性动力体系的内在作用机理及其理论意义

古代诗学有其内在的动力体系。结合古代诗歌创作摅写活动的具体进程,从古代诗学的授受指导性特征入手,充分认识其理论的制约性与实践的约束力,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古代诗学的基本特色。在古代诗学的体系中,具有明确实践用意的理论谋略是核心,这个核心与创作摅写活动的线性链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基本观念和范畴共同形成了具有动力性、开放性的诗学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谋略性的理论思维是动力源。古代诗学理论中的基本观念范畴和观点主张都从动于这一动力源,它们经由创作摅写本身的线性连带作用共同形成一个开放有效的动力结构。这个动力结构客观存在于古代诗学的现实发展历程中,是我们把握古代诗学体系的基础。     

作为一种批评话语的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话语,认为历史与文学具有同质性,具有＂文化诗学＂的特征,都是想象性的修辞。在＂元历史＂的理论下,没有本质化的历史,文学关于历史的叙述可以有多种,从而否定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文本实证式阅读。同时,新历史主义坚持文本的＂对话性＂,强调任何一种文学话语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由此对形式主义的政治冷漠姿态突围。但新历史主义由于其坚持的边缘性及历史的相对论,也显示了自身的理论局限。     

“道费而隐”与儒家诗性话语的隐性生成

儒家将天道宇宙领悟为一个流转变易的过程,非常看重如何以秉之于天的道德能力去回应变幻莫测的天命,以＂居易俟命＂的强烈入世精神对天道加以领悟。儒家表面上强调对于天的效仿和对应,实际上并不准备对天道的形体和质量讲究个究竟,只是把其作为了一种价值的最高本原以及圣人模仿承受的对象给予其比较模糊的表述。这实际上形成了儒家对价值本体追问的悬置,引发出了中国诗学中一个有关世界本质的超越性和语言传达的可能限度问题,并对中国诗学＂无言＂的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意义与经验问题的一种中式解答

＂意义与经验的关系究竟怎样＂,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本文从儒家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出发,认为在面对类似问题之时,儒家哲学不是从事件承受者的＂意义＂角度考虑,而首先从事件施加者能否＂心安＂、是否＂不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一理论旨趣使得儒家思想带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也使中国哲人在现实面前可以＂忧乐圆融＂,为这一西式问题提供了一种更愉快的中式解答。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自然”诗学发展中的理性规律——西方文学中理性思想的人文回归

＂人与自然＂的主题历经千年演变,始终纠葛着永无休止的探讨。在崇尚人性的西方文学中,＂自然＂却大多徘徊在模糊的边缘。从＂自然＂诗学的视角,思考理性思想,可揭示西方诗学中的理性规律。     

比较诗学的知识类型和典型问题

比较诗学是和共同诗学、总体诗学以及后现代诗学等三种诗学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辨明几种诗学的区别和联系，是比较诗学得以合法进行的必要条件。比较诗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诗学体系比较。诗学体系比较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文化体系或文化模式的差异性问题。正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之间的继承与革新，本土诗学和外来诗学之间的拒斥与接受问题，是正确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前提。     

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空白"与召唤结构之异同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曾提出"召唤结构"这一范畴,认为文学文本具有空白和未定性,这种空白和未定性引导读者不断地进行阅读建构活动。这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空白"有一定的相通性,中国古典诗学中,言意、虚实、味等范畴从诗语符号、艺术结构、审美经验等层面都展现出对艺术空白的追求,但二者更因中西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顾瑛不同时空下的创作比较

由于和政权疏离关系形成的＂旁观者心态＂,顾瑛把作诗当做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尤其表现在其＂公开化＂创作上——《草堂雅集》等。顾瑛还有＂私人化＂创作存世——《玉山璞稿》。由于是在不同时空下的创作,顾瑛对诗歌的理解及使用的表现方法都不同,也导致了诗歌在情感基调、审美风格上的不同。二者分别表现了其＂旁观者心态＂的不同侧面,一为＂旷达＂、＂纵欲＂、＂颓废＂,一为＂悲哀＂、＂愁苦＂、＂压抑＂。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二者的差异性反映了顾瑛诗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艺术成就

现代主义诗学是与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并列的中国现代诗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强化诗人与诗学的思想深度,拓展诗学新的风格以及促成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建树。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成为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成为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实现质的裂变的标志。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但这一命题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在汉代诗学中,“吟咏情性”的含义是：诗歌是抒情的,而所抒之情须是合乎礼义的,须以礼节之。到了南朝诗学那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被作了改造。改造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情的问题上,在基本含义未变的情况下,抽去了礼的制约作用,因而扩大了情的范围;在性的问题上,则渝换了概念,抛弃了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注入了才的因素。这样,在南朝诗学中,该命题表达的含义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南朝诗学之所以要对该命题加以改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在旧命题中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儒家诗学有着联系,是儒家诗学片面发展的结果,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到传统思想中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它为什么终究只是沿用一个旧命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