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理学义理之学的特点

北宋理学学者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 ,进行了为学方法的变革。他们一反汉唐儒者繁琐说经、支离蔓延的治学风气 ,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大义 ,表现出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点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论朱子《尚书》学章句义理之得失

朱子在《尚书》训诂上矫正了传统注疏的一些错误,他对《尚书》脱简的判断和语序的调整,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开拓了《尚书》研究的新方向。他以理学思想阐释《尚书》词句,赋予了这部古老经典以时代思想的新鲜血液,为我们实现经典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论道教的经典与义理

对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讨论,可以从“一”与“多”、“常”与“变”诸范畴进行。无论是经典、义理或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一”或“多”、“常”或“变”各有丰富内容,但其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的。从文化现象看,经典实为一元的象征物,义理则可说是象征物所蕴含的多元性和可能性。研究道教经典及其义理的系统学问,应当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孟子的性命之辨及其内圣走向

有见于主体在外王实践中的相对局限性,孟子通过辨析“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复杂关联,完成了对性命之辫的宏观划界工作。与此相比,孟子以知命／立命为内涵的“哲学整合工作”就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惟有以内圣统摄外王,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主体最终才能以主观能动性内在地超越相对局限性。     

北宋入中制度论析

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商人将物货(主要是粮草和现钱)入纳沿边州军或京师,异地支偿茶、盐、香药和钱等,是入中的基本内容。茶法、盐法的改革与入中制度密切相关。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宋代书院与语录体

宋代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教育史上一大特点;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书院教育、理学与文学的联姻与背离;宋代语录体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也给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宋登科记考》补正(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依据年代顺序,将其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23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39人,系年舛误者47人,系年不清者36人。其余12人乃补录特奏名进士、上舍释褐、诸科等。其他舛误1处。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

北宋欧阳修、苏颂、苏辙在出使辽国(契丹)途中写下的纪行诗,记录了他们经行的路线和沿途见闻,为认识辽代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苏颂的前后<使辽诗>尤其如此.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北宋黄河治理弊病管窥

北宋时期黄河决溢不断,宋廷为此而频兴河役.河役的长期开展,既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加重了民众的力役负担与人员伤亡.来自漕运、军事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为黄河治理活动的开展设置了诸多羁绊;河政管理中官员渎职、欺压河卒及贪蠹资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严重干扰了黄河治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论北宋词的悲剧载体功能 --兼论北宋词的悲剧美学特质

北宋词是词人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悲剧载体功能.其悲剧意识主要有三种范型,即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其悲剧精神主要有两重内涵,即鲜明的抗争精神、与现实社会相矛盾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