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宋词别离主题中的哀婉之音和愁苦之韵

别离主题在宋代词作中表现得尤为执着和深刻,这是因为词体的文体特性尤其适合表现别离主题,而且词体中的长调慢词比诗体有更大的伸展空间。本文着重拈出“柳”“月”二意象,阐释了词人的情感内涵。     

宋代词人之诗叙论

词人之诗是指词风属于本色当行、诗风受词风影响、一般词名高过诗名的作家之 诗，这类诗，学术界没有作过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只对其中个别词人如秦观、姜夔的诗作 过孤立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词人之诗的简略叙写，以证明词人之诗在宋代始终存在， 秦观、姜夔的诗并不孤立，引起人们对这一类诗的关注，进而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     

试论宋代天文之禁

宋代盛行天文之禁 ,较之前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时间长 ,与宋王朝相始终 ;二是关防严 ,采取种种措施禁断天文学在民间流传 ;三是惩处重 ,“或诛或隶配海岛”。宋代厉行天文之禁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时代原因。这种禁止对宋代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星历之学殆绝”。     

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新论——以物理之学为研究视角

宋代理学家认为医学是"小道",但他们也承认医学有"一物之理"。"理"正是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基础。从宋代物理之学这一崭新视角,论述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对天人关系、对人体、对药物的各自认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剔除附加在中医学之上的道德伦理、谶纬迷信因素。把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宋代理学相对于宋代中医学而言,可以提供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宋代中医学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启发上。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尹洙及其论兵之文

宋代议论文发达,而论兵之文是其中之一大宗。在仁宗朝庆历新政前后,尹洙的论兵之文颇有代表性。由于他曾身履战地,屡历战事,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故其论兵之文不同于泛泛的书生之论,述战守胜败,详明剀切,尽当时利害。又因深得《春秋》“谨严”的史家笔法,使其论兵之文形成了“简而有法”的行文风格。     

朱熹的伦理学与后伦理学之别

朱熹受程颐的启发,把理分为"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两个不同的层面,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上面一层"。朱熹以此诠释《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认为"所以然之故"就是"天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当然之则"相当于具体的特殊的自然法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然之故"相当于抽象的普遍的最高原理、原则,属于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伊尹间夏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虽然是一篇属于“怪力乱神”的文献,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根据篇中所述的伊尹与夏桀、商汤的关系,分析了古史传说中伊尹去夏朝做间谍的有关情形.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古代诗体界说之清理与反思

"原生态"诗体,曲、词一体,诗、歌一体,属于音乐范畴;"衍生态"诗体,则是文学的一体.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诗体,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读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诗体的.诗体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诗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诗之艺,属于技术层面.诗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诗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诗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诗体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只取一体.当下以"纯文学"观念理解古代诗体,"遮蔽"了诗歌史许多真相,必须深刻反思.     

《今别离》之传播史(1899-1949)

自梁启超尊奉《今别离》为黄遵宪诗歌中的名篇、以旧风格写新理想的典范以来,《今别离》一直受到晚清民国多家诗话的赞评,时人争相模仿或者续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以《杂感》和《山歌》等诗作成就奉黄遵宪为白话文的先驱,却不满《今别离》没有做到"我手写我口"而给予差评。而后的文学史著大多因袭胡适的观点,《今别离》淡出黄诗名篇的榜单。从《今别离》在诗坛地位的抑扬降升,可以窥见晚清民国文学观念转变之一斑。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蕺山之学的定性与定位

本文在系统研究蕺山思想的基础上,对已往论者关于蕺山之学定性与定位的见解提出了质疑。认为：（1）蕺山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之分。形上“生生之气”主宰形下氤氲之气,是贯通天人的生命本体。蕺山哲学既非唯物主义气一元论,也非心气二无论,而是心一元论。（2）蕺山既非“反理学”思想家,又非囫于理学“旧套”的俗儒。蕺山是理论上追求超越创新,价值取向上却属于正统的理学家。（3）蕺山之学以“证人”为宗,其理论面向的问题是力矫王学末流之失,在心学旧基上重建道德理性大厦。故其学脉属于王学内部的批判修正,而非心学之外“另开一路”。（4）蕺山的自杀具有“道德涅”的意义。从纯道德的尺度看,其一生学问行履可谓无愧理学人格期待的醇儒;从历史维度看,其恪守的道德理想主义则表现了与时代精神的背反。     

界画在宋代繁荣的诸原因探源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作为一个从中古社会向近古社会过渡的重要朝代,它无论在政、经、史、哲还是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均远迈前代。绘画尤其是写实性绘画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堪称“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宋代的界画也同这一时期的山水画、花鸟画一样,走向成熟,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宋代短短三百年间,无论是从画家人数、界画技法达到的高度、传世界画作品水平、还是从界画欣赏群体的广泛程度(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来说,那样的盛况在宋以前和以后都未曾出现过。宋代之所以成为界画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与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历代帝王重视画道,优遇画工,以及朝野上下修造、装饰宅邸和鉴藏之风的兴盛这些客观因素分不开的。     

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

宋代“多变怪谶应之谈”(鲁迅先生语)。堪称宋代笔记“巨擘”的周密笔记中有一部分记写鬼神怪异、巫卜谶应的篇目,主要集中在《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这两部笔记著作中,大约有七八十条。《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是以记南宋史实和人物轶事、琐闻等为主的史料笔记,其中出现如此数量的鬼怪谶应之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周密所处时代(即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亦能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其文化心态,即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