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对越南战争的态度

越战是美国自二战以后最重大的海外干涉 ,也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部分。尼克松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起到约翰逊政府前期 ,一直是美国对越战争升级的支持者 ,而到了 196 8年他对越战的态度由强硬走向缓和 ,并最终于 1973年 1月与北越签订了和平协定 ,结束了越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尼克松处理越南问题的根本依据 ,但在促使对越态度转变中一些他个人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尼克松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充分认识到越战造成了美国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军事、经济损失。同时 ,虽然尼克松本人内心始终坚持反共立场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调整与中、苏的关系 ,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越南问题。更重要的是越战与尼克松个人政治命运的联系。美国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同时 ,战争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和党派的分裂 ,尼克松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则必须调和两种对越战的极端态度 ,走中间道路 ,以取得选民的支持。     

略论美国侵越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美国的侵越战争于1961年爆发。这场战争给人留下了很多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将就美国发动越战的根源、中国援助越南的原因、战争后期苏联援助越南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陷入越战泥潭后美国接近中国等问题，予以简单分析阐述。     

学者参与战争：乔姆斯基与他的孩子们

2007年8月，乔治·布什在对“海外作战退伍老兵”的一批热心观众讲话时，第一次把伊拉克战争同越战进行了比较。总统说：“那时就像现在一样，人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干涉，如果我们撤出，杀戮就会停止。”     

美国的“战争红利”及其“战争利益集团”

冷战后 ,美国经过四次大的对外战争 ,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利益集团” ,这一集团是建立在巨大的“战争红利”基础之上的 ,这包括军火红利、重建红利和政治红利。本文主要以此次伊拉克战争为例分析了美国的“战争红利”及其“战争利益集团” ,并且认为美国在这一“战争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对一些不服从它的小国发动战争     

经济侵略与利益悖行：日“满”经济集团的构建与美国因应

20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逐渐从自由经济转向国家垄断。在此趋势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筹建日“满”经济集团。对日本而言,这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更是长期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诉求的进一步实现。出于经济及战略利益,美国密切关注日“满”经济集团的动向,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判。虽然日“满”经济集团与美国经济利益、国际立场、外交政策以及反殖民主义传统存在冲突,美国驻中国东北领事也多次建议美国政府应采取实际措施抵制日本,但出于经济、政治上的权衡与考量,加之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等因素,美国则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制政策,最终,日“满”经济集团向更大范围的“日满支”经济集团扩张。美国的“作壁上观”不仅损害了其商业利益,更显露了其决策的矛盾与虚伪。从本质上而言,日“满”经济集团下的日美矛盾是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与美国秉持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分歧与矛盾的集中反映,也为日美最终走向战争埋下伏笔。     

谈罗斯福“新政”的历史作用

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连选连任四届的总统。在他任职期间,为了对付严重经济危机和法西斯战争威胁,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称作“新政”。“新政”的实施,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持久性的突出变化,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作为美国最高决策人,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对美国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国际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总统之一,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斯大林称罗斯福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伟大政治活动家”,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最强有力的一个人物”。对罗斯福的“新政”,同对罗斯福本人的评价一样,历来毁誉不一。有的誉之为一     

中美在越南对抗的缘起

中美在越南对抗的缘起是复杂的.从美国方面来看,它根源于美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冷战背景下对抗中国、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需要;从中国方面来看,由于中国政府重视中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对国际主义坚定信仰,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越战期间美国对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然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以朝鲜战争为前车之鉴,凭借外交智慧,借助于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使两国间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从民意调查看“9·11”后的美国

“9·11”对美国最大的震动和打击是心理上的。美国百姓的忧虑与担心使“恐惧再次成为有力的工具和驱动杆”。“恐惧政治”作用之一是把美国带进伊拉克战争。“恐惧政治”作用之二则是通过《爱国者法案》在反恐的名义下 ,限制公民自由 ,压制不同意见。这些给美国人的心理和美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根本的、深远的 ,值得重视和研究。     

从地缘战略理论看美国对华政策

地缘战略理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美国制定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国为了达到称霸全球的目的,其对华政策,政治上,推行其“民主”政策,利用“人权”外交,策动中国内乱;经济上,又拉又打,牵制中国经济发展;台湾问题上,推行“双轨政策”,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阻滞两岸统一进程。     

试析越战“超大计划”中美国与伊朗的战斗机合作

1972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为了推动越战“越南化”政策的进程,尽早从越南撤军,实施了向南越提供紧急军事援助的“超大计划”:向南越提供以F-5A型战斗机为主的各型武器装备,增强南越军队的装备储备;通过谈判使盟友伊朗提供急需的战斗机.“超大计划”中美伊战斗机合作不仅深化了美伊关系,而且为美国越战“越南化”政策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国际政治战略的演进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国际合作体制,而且更表明了美国的“帝国”野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其认为凡不按照“美式文明”和社会制度生存及发展的国家(地区),施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加大人权攻势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将使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变得更为艰难,此种行径也必然招致各种“恐怖主义”对其更多更剧烈的袭击。美国的反恐战争这把“双刃剑”使用得好将使“美式文明”与“世界文明”共存,否则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越战”绝密情报面世前后——一位美国“越战”专家的亲身经历

埃尔斯伯格博士是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核问题专家。他曾因反对越南战争、公开美国国防部关于越战的绝密材料而被判115年监禁,“水门事件”曝光后,方被撤销指控。今年9月,他应邀来华演讲,叙述了这一重大政治案件始末,为我们研究越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下面是他在东北师范大学演讲的全文。业经他的同意,在此发表。     

一八九九—一九二三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

长期以来,有些美国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竭力宣扬,似乎美国不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因为它没有在美西战争后兼并古巴,而是“忠实地”履行它“解放”古巴的“庄重的诺言”——把该岛的“政府交还当地人民”,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实际上,这是一种完全歪曲历史的谎言,也是一种企图以形式来掩饰本质的诡计。众所周知,1898年美国统治集团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夺取古巴,实现他们怀抱了一个多世纪的野心。但是,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没有兼并古巴,而是采取“统治而不兼并”的办法,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处于殖民隶属地位。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在美西战争后没有兼并古巴,象在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一样地建立殖民地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越援助及其影响

1965年美国在越南实施“滚雷行动”以后促使越战进一步升级,苏联与此同时大量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新春攻势”前后尤为如此.由于苏联、中国和越南三国地缘毗邻,客观上使中国成为苏联援越物资的天然过境通道.苏联的援助活动是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进行的,援越物资过境运输问题成为两国矛盾的新焦点.苏联援越活动及相关国家的反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冷战时期大国间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1964-1968)--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军事上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其核选择(指使用战术核武器)被美国军政高级官员日益严肃考虑并几度欲付诸实战的过程.依据有关解密文件及当事人回忆录,考察了越战时期约翰逊政府进行核决策的过程,认为致使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核选择而宁愿承受很高人员伤亡的因素,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苏联可能的核报复的忌惮,还有美国军政双方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中一直存有严重分歧;核禁忌观自朝鲜战争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产生日益持久的政治和伦理制约;美国考虑到单方面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仅缺乏足够的军事功效,其所带来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灾难性后果可能远远大于越南战争失败所付出的军事政治代价.     

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

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免除了日本生化战罪责,但从法律形式上看,日本的生化战战争责任无法免除。90年代以来,人们从捍卫人权的角度对日本生化战争犯罪的追究和诉讼,从法理上其实是基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中“对人道的犯罪”的原理。生化战伤害不是一般的战争伤害:一是它的极端反人道性,二是它的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性,三是它的战后长期遗害性。战后赔偿诉讼的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诉讼的结果上,而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过程中,它的确切中了日本战争责任的要害。     

略论阿富汗战争的性质及其影响

美国发动的以 9·11事件为直接导因的阿富汗战争 ,既是一场反恐怖战争 ,也是一场由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期互存偏见而引发的一定范围的文明冲突 ;恐怖与反恐怖只是其表现形式。美俄等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积极合作实际是出于反恐怖的共同需要所促生的策略之举 ,它并未使相互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全面化解 ,所谓“后冷战”结束的说法尚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阿富汗战争中有限的国际合作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多年来所奉行的单边主义 ,但它将使美国今后在单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选择问题上更为实用和灵活 ,分别或合并使用二者。阿富汗战争也将使反恐怖及其国际意义成为美国今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新的“正当理由”     

《彭德尔顿法》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

1883年《彭德尔顿法》的颁布与实施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官员的任用建立在“功绩制”的基础上.体现了资产阶级“机会均等”原则,便于资产阶级网罗人才维护统治;它第一次把联邦政府行政官员划分为两种类型——政治官员和职业文官,从而为职业文官摆脱政治家的控制奠定了法律和制度的基础;它还在美国历史上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官“政治中立”原则,使文官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摆脱了政治和政党的控制和束缚,《彭德尔顿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     

性·毒品·摇滚乐：堕落的国家，堕落的青年

过度压抑必然会导致过度反弹,越战时期的美国人如此,"雪松革命"后的黎巴嫩人也如此提到性革命,人们就会想到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刚刚从一场战争中回过味来,国家又一次陷入另一场看起来总是没有结果的战争中。经济在复苏,可国家却在提倡国际抗争和政治对抗,很多人没有正确的途径来缓减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