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与重构政府预算监督体系

为完整、准确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监督。财政部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这一举措,必然对我国现行预算管理模式,尤其是预算监督机制产生深远影响。原有政府收支分类由于收入范围过于狭窄,支出项目分类较粗,分类体系欠规范弱化了部门预算监督职能。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为保证预算的详细和规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细化和完整的部门预算对部门预算各监督主体:人大监督、财政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提出新的要求。以此次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为契机,重构部门预算监督体系十分必要。     

论环境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的环境行政执法在执法环境、环评的执行、"三同时"的后期监督、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和排污收费等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执法主体的不规范和立法的不完善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必要从加快环境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入手,改善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现状.     

廉洁测试在惩治与预防腐败中的运用

廉洁测试是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有效技术手段,它有效解决了"腐败案件线索发现难"以及"有效证据难以获得"等难题,在部分英美法系国家被广泛应用,在我国虽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类似的侦查行为也被零星使用。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廉洁测试须接受法律严格规制,遵守实施主体合法、消极行为、引诱适当、司法监督、过错追究及行政司法救济等原则。我国腐败形势严峻,须立法认可、依法实施和渐进推广廉洁测试,并要完善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国家廉政体系,为廉洁测试作用的发挥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社会性规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政府必须加强社会性规制职能。立法程序决定了法规的性质和内容,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规制的对象不应仅限于微观主体,也需要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针对我国规制现状应当进一步细化有关国民健康和安全的法律规则,使执法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并且加大农村的执法力度,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性规制体系。     

刑事侦查主体论

刑事侦查的主体是刑事侦查活动的核心,是刑事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侦查主体的界定非常粗疏,加之侦查主体自身权力重叠、侦查主体缺乏应有的必要的监督等等问题,使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并未能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立法,进一步明确侦查主体的资格和条件,明确侦查主体之间权限的划分,加强对侦查主体的监督与制约,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达国家诚信体系建设经验分析及借鉴

发达国家的诚信体系建设以美国式和欧洲式为代表。美国诚信社会体系建设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法律体系、监管和执法部门、信用服务机构;欧洲大陆国家诚信社会体系建设包括法律系统、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私营信用服务系统三大部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我国的诚信社会体系,要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尽快建立并完善失信惩罚机制,明确失信的法律边界,加大失信成本;鉴于我国信用行业发展时间比较短的现实,应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和管理职能;规范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使之能够客观、公正、独立地运营,成为健全的信用体系的组织保障。     

论国有森林资源监督体系之构建

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实施有效监督,是保证国有森林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国有林区森林资源要实现有效运营,需要有一个完善、健全的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督体系作保障.当前,在我国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尚没有完全理顺的条件下,构建包括确认监督主体、界定监督客体、完善监督措施、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等在内的监督体系,十分必要.根据目前我国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督体系的特点和缺陷,应建立一个设计科学、运转有效的森林资源监督体系.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督体系新框架包括: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森林资源监督组织体系;实现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由生产型监督向生态型监督的转变;加强森林资源与生态监测体系建设;突出加强森林资源监督执行法能力建设.     

完善我国刑事申请取证制度之立法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申请取证制度是指当事人及其律师根据案情需要,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中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我国立法上设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是律师"取证难"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我国现行刑事申请取证制度存在申请取证的主体不完善、申请取证的时机不合适、申请取证的对象不够科学、权利上缺乏保障等弊端,直接导致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随意拒绝辩护方取证申请的现象出现.针对我国现行申请取证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从中请取证的主体和方式、决定和实施取证的主体、拒绝取证申请的情形、取证申请的审查和实施、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申请取证制度,矫正控辩双方取证能力的失衡状况,从而为辩护方取证权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论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清人民主体地位的含义,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制监督等方面来体现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     

非政府组织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地位与作用

以南极条约体系为核心的南极国际治理模式被视为当今国际合作的典范,其中非政府组织是这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力量。经过六十余年的演变,参与南极事务的主要非政府组织逐渐获得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委员会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三个机制的参会权与建议权,并在南极条约体系的立法和法律实施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立法层面,非政府组织从协助者转变为立法进程的推动者和立法方向的引导者;在法律实施层面,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功能,部分非政府组织还承担了必要的管理职能。随着南极国际治理领域逐步扩大,非政府组织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中国应注重厘清非政府组织作为南极国际治理重要参与者的权利与功能,关注其利益与立场,在兼顾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关键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实现中国南极话语权的稳步提升。     

我国公诉案件庭前审查制度的重构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未达到立法的初始目的,使实现程序性审查,排除法官预断的立法意图完全失败,相反造成法官庭前扭曲性的预断。复印件移送制度使法官依然实行全面实体审查,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积弊依然毫未触动。并未强化辩护职能,反而限制了被告方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复印件移送制度提高了诉讼成本,违背诉讼效益原则。根据世界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我国国情,应在未来建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审查制度。     

财政体制变迁对西部地区政府财力的影响

根据1978~2007年西部地区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财力和GDP数据,把财政体制作为虚拟变量,构建五线段回归计量模型,实证分析1978~2007年期间我国四次财政体制变迁对西部地方财力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体制变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方政府财力的变动。     

立法价值效益优先论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能够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属性 ,它本身是一种多重的体系。其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价值目标。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 ,应把立法的效益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立法效益价值的实质在于立法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它本身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并且以取得立法收益为目的。要实现立法的效益价值需要确立立法效益价值观、优化配置各种立法资源并要考虑社会对立法的接受能力     

基于来源视角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税制度选择

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有所增加,城乡基尼系数逐渐下降。但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和现行财税制度仍制约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因而,为增强财税制度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应构建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模式,完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健全房产出租的税制体系,开征资本利得税并增加财政"三农"支出。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行政不作为的根源、危害性及其防治对策探讨

行政不作为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认识上的根源、利益上的根源和体制上的根源.它虽然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关注程度较少,但其危害性与行政乱作为的危害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行政腐败的重要表现,不利于依法行政;它造成政府职能错位,人为地削弱行政职权的效力;它直接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因此要从提高法律意识入手,自觉实行依法行政;改革行政体制,规范政府管理方式;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从而标本兼治,防治行政不作为.     

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思考

社区矫正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尊重人权的司法文明理念,是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式。加强我国的社区矫正建设,必须完善各项配套制度。一是建立科学、高效的风险评估制度,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降低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分类管理制度,以提高监管和矫正的效率。三是完善检察监督制度,以防止社区矫正形式化、简单化、随意化,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四是建立信息的收集、利用与机构间合作的制度,以防止出现矫正对象的失控漏管现象。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研究:国外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既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说还不完善,影响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我们党提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结合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包括: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对收入调节力度;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等。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udicial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es the Party’s governing system,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ourt system and the procuratorate. Judicial power is neutral, passive, independent and final, features that reflect the irreplaceable nature of its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rowth of judicial power is diachronic, complex and evolutionary, which means that its construction will be a tortuous and difficult proces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unctions of judicial power in China and their immediate results, we should fix our gaz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by taking checks and balance as the principle in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rights protection as the heart of the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harmonious operation as the standard for guaranteeing judicial power, and cultivating legal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supporting judicial power. In optim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tself, we should strengthen its functions of adaptation, integration, goal attainment and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