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我国企业获得FDI的溢出效应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溢出效应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并且尝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对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才开始增强,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

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动态研究。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存在长期的促进作用，其中FDI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有长期平稳的正向效应，对我国进口贸易的长期正向效应则逐期递减；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的冲击对FDI有正向效应而进口贸易的冲击对FDI有负向效应。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FDI对进出口贸易的预测方差以及进出口贸易对FDI的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贡献度，显示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局面正逐渐形成。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金融市场发展的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 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移至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依赖。分析发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自主创业门槛值有利于国内企业获取正向的FDI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基于198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金融市场发展决定的FDI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尽管如此,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却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特征。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基于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考察^1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进步是我国利厨外资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着眼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模型测算技术水平，引入吸收能力代理变量，对我国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表明了FDI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更好地发挥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对策建议。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FDI对天津固定资产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一直被视为我国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发展当地经济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如果带动了当地的投资会带来挤入效应,反之如果FDI进入了与当地企业相竞争的行业,则会代替或挤出当地的投资进而产生挤出效应[1]。这便需要政府正确认识问题,采取措施优化引资结构,使FDI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年来天津市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其中FDI功不可没,文章将建立模型对FDI对天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中国城市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结合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对城市化进程对FDI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通过对我国1990～检验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进行时间分段回归和整体回归,其结果显示,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N型关系。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与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1999-2013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自主研发、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和FDI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有正向效应,且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正向效应大于FDI技术溢出产生的正向效应,但我国高技术企业的R&D资本存量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没有正向促进作用.     

FDI区域分布与我国外贸地区结构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1997～2011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地探讨了FDI在华区域分布、投资成本与进出口地区结构的关系,并就FDI对各区域的差异拉动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FDI在华区域分布与外贸地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同构性,且FDI对出口的拉动效应在各区域均大于进口,FDI对东、西、中部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差异呈递减趋势.     

陕西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变动

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出工业化、城市化对陕西省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份额。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这种长期均衡的短期纠正力量并不很强;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对陕西省能源需求的影响作用比较小,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能源需求不会成为制约陕西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瓶颈。在当前条件下,建立有助于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推进模式和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陕西省降低能耗的根本路径选择和重要途径。     

区域差异导致经济块状发展的空间机理研究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修正绝对β收敛回归模型,对中国2003—2007年省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性与差异性进行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域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虽受到地域限制,但集聚辐射区域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固定资产投入、人均实际工资以及城镇化率对于区域经济集聚的发展起到稳健的推动作用,FDI对集聚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加显著,但是财政投入却在一定层度上遏制了块状经济的发展。另外,修正和传统收敛模型均显示,2003-2007年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呈现明显的不收敛特性。     

1999-2010年长三角地区引进FDI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性评估

应用单整检验和EG两步法,证明了长三角地区FDI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滞后期为1～2时,长三角地区FDI变化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不是江苏省FDI变化的原因.从产业结构看,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FDI的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没有因果关系;从长期看长三角地区第二产业FDI的变化是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利用灰色系统理论评估了江苏省与浙江省高耗能行业FDI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关度,结果表明,两省FDI与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具有较高的关联度.     

芜湖市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1991-2008年间芜湖市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就长期而言,城市化与房地产业构成稳定的均衡关系;城市化对房地产投资具有较强的引擎作用,但是对房地产实际销售面积的影响并不明显;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贡献有限。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城市化与房地产业的关系,采取各项措施改变目前靠房地产业带动城市化的模式。     

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财政分权、FDI和单位GDP能耗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情况来看,FDI是污染避难所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财政分权一方面降低了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对FDI的争夺强化了污染避难所效应.从各区域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引入FDI对降低单位GDP能耗起到了微弱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引入FDI却促进了单位GDP能耗的增长,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FDI的跨区域转移是形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与犯罪率非线性动态关系实证研究

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对犯罪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城市化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原假设也需要进行调整。利用MSVAR模型方法,对1978—2011年中国犯罪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1年中国犯罪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的2区制特征,在区制2(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显著地推动了犯罪率的增长;在区制1(城市化适速发展),二者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选择1995—2013年北京、上海和广州FDI和入境商务旅游(IBT)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分析法分析二者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IBT是FDI的格兰杰原因,但FDI是IBT的格兰杰原因在三地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北京的外企数量和外企投资均不是IBT的格兰杰原因;上海的外企投资是IBT的格兰杰原因而外企数量不是;广州的外企数量是IBT的格兰杰原因而外企投资不是。弹性系数分析表明,IBT对外企投资的弹性系数均高于IBT对外企数量的弹性系数,说明IBT对外企投资的带动作用高于对外企数量的带动。北、上、广三地的对比分析表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在上海和广州显著,在北京不显著,但北京的IBT对FDI的带动作用最大,这与三地吸引FDI的城市定位以及IBT的发达程度均有关。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释然法(LIML)及差分矩估计方法(GMM),对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是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要素,这一结论与当前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合作不存在生产率悖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尚未产生滞后影响,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带动作用;产业规模优势、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农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产业集聚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积极作用。据此,从企业层面和政府视角提出了具体应对政策与建议。     

低碳经济背景下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则是研究该问题较为普遍的方法。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模式是事先假定曲线存在,然后利用固定模式的参数模型进行拟合估计,但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并不能够确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存在这种关系。本文在低碳经济背景下,采用非参数模型,研究二氧化碳作为环境代理指标的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FDI与城市化对我国的环境质量的影响统计意义显著,但经济意义不显著,而贸易、能源强度则对我国的环境具有恶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