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批评下的“鲁镇”解读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空间已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建筑、景观或者"容器",空间文化实体的地位愈渐凸显。空间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空间的文化意义,以及融于空间中的民族、宗教、身份或者阶级等多维文化内涵。运用空间批评解读"鲁镇"这一在鲁迅小说中屡次出现的地理空间,不难发现,"鲁镇"即一系列封建传统统治下"生之秩序"的公共空间。本文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角度出发,以"鲁镇"中的酒店、茶馆、书房和客厅为研究对象,三位一体的呈现"鲁镇"作为景观空间以外的文化定义和社会属性。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视”“看”历时更替研究

先秦两汉,表示"以视线接触人或物"这一概念一般用"视"。"看"萌芽于汉代,文献用例偶见。魏晋南北朝,"看"处于发展期,文献用例逐渐增多,但还未超过传统的"视"。唐以后,"看"处于继续发展期,文献用例越来越多,在口语中基本取代了"视"。但在书面语中,"视"依然占据优势地位。     

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先秦阴阳五行文化,系上古先民建构的一种关于宇宙万物普遍性法则的系统结构理论,并且逐渐成为阐发宇宙三才之道、建构整体意义世界的解释框架。当古人以阴阳五行解释框架来认知审美实践活动时,便形成了先秦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文化底蕴的"和合"美学观念。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文化及其"和合"美学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艺术创作,尤其是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文艺思想对于美与善、文与质、乐与悲、物与欲、音与心、礼与乐等关系的认识,都集中体现了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敦煌艺术中“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

敦煌壁画1000多年以来发生了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反映在由"乐生"到"乐死"、由"天堂"到"天堂与人间"、由佛的歌颂到菩萨歌颂、由画的艺术到舞乐艺术的嬗变。其原因在于,佛教东传过程中经历了由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历史演变,壁画创作则由希腊画师凭借希腊画法到中国画师凭借中国画法的转变,致使图像的所指与能指均发生变化。由此说明中国古代"通变"之说、变文与变相理论的价值以及中华文化和艺术强大的吸收和消化能力。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     

论先秦哲学中“天”的观念的演变

有关“天”的观念，一直是在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哲学概念，每一个中国哲学家都无法绕开对它的思考和探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它在整个先秦哲学中的不断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探析，来窥探中国先秦哲学的某些发展轨迹和历程。     

“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之海洋观刍议

明清两朝正处于世界性海洋历史发展的"千古变局"时代,但统治者沿袭传统模式,在立国思想上"重农抑商"、"重陆轻海",在国防战略上以"禁海"代替海防,禁海迁界、"守土防御",反映其海洋观念的淡薄;而东南沿海地方官员,尤其郑成功"通洋裕国"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显露出"以商立国",向海洋空间发展的意涵;传统时代"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所反映的海洋观念,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但大航海时代,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影响到世界历史走向和发展格局时,"重陆轻海"观念所带来的深层影响会因此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从空间角度解读《舍巴日》中的性别叙事

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基点,更是一个包含复杂权力秩序的集合体。《舍巴日》作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创作转型的代表作,揭示了土家族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小说中时间被淡化,突出空间特征,包括地理空间、神圣空间和文化权力空间等,呈现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小说中的不同空间在对话时反复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地理空间的性别化体现出女性的"他者"地位,神圣空间的消解与重置体现出女性感性与男性理性的对立,文化权力空间内的两性关系则体现出男性的主导力量。从性别叙事角度考查两性关系在小说不同空间内的反复叠现,有助于了解叙事中作家对土家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态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两性关系的变与不变。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空间的时间化:中国审美经验的独特表达与建构路径

艺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重要呈现，其中所内蕴的时空问题集中表征了审美言说的特殊性。艺术时空问题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有丰富呈现，尤以宗白华的时空观念为典型。宗白华以“时间率领空间”概括中国传统时空思维，把哲学上的空间时间化视作艺术时空的基础，艺术的时空表达也就成为这一哲学命题的表现形式。空间的时间化命题通过艺术的造景与意象安排形象化地表现出来，构成了中国审美经验论的独特话语，这一点异于也高于其生命美学特质。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西周时期“天”的法律意义

周人提出"以德配天"说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赋予"天"以伦理品格和理性色彩."天"观念的这一变革决定了西周的立法与司法样式,深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亦有深远影响.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空间叙事

菲利普·罗斯的"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叙事艺术。链条式的空间叙事结构把围绕着内森·祖克曼而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的复杂事件表现得清楚明了;小说中"灯塔式"空间、"家园式"空间、"牢笼式"空间构成的多层次叙事空间,将家园、城市、国家、全球范围内的大事小事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此外,作者在虚构的故事空间中展现了同化、异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众多主题,形成了主题的空间聚集效应。分析"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中的空间叙事艺术能为解读罗斯的文学创作思路与文化立场提供新的角度。     

另一种“观看之道”:《身着狮皮》对立体主义绘画艺术空间观的借用

加拿大流散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身着狮皮》,关照西方国家内部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少数族群。该小说与立体主义绘画艺术有不解之缘:除了叙述技巧与认知方式受惠于立体主义绘画艺术之外,小说以立体主义动态空间观为参照,揭露并解构被传统静态空间观合法化的"中心—边缘"二元秩序,强调空间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正是借用立体主义绘画艺术的"观看之道",翁达杰小说《身着狮皮》的主题才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解读。     

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权力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一个源自于和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的社会哲学概念。当运用这一概念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与建筑空间时,发生从词义到空间实体的全面转换。通过对概念由社会哲学向建筑学、由欧洲社会向中国传统社会转换的简单梳理,给出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公共空间的概念,并根据权力层层控制而运作的方式得出承载不同级别的权力空间类型及其一般特征。     

从“核心-边缘”到空间正义：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减贫工作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旅游情境,基于“核心-边缘”与空间正义理论,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案例,剖析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的空间非正义表征与机理,揭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与路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回流、人民主体性回归、空间秩序再建构、物质与精神双重发展是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互嵌的底层逻辑。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空间结构引发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涌现。治理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从空间结构、主体关系、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模式,保障边缘群体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共享,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的区域正义、阶层正义、资源正义与权力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