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晚清政府对书籍的审查——以种类分析为中心

晚清政府对书籍的审查,就违禁书籍种类来说,大致有二:其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在各个朝代都广泛存在的,如淫书淫画、内容不实、激化社会矛盾和危害国家安全类书籍;其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到晚清才出现的,如侵犯版权类、宣传维新思想和革命理论类书籍。清政府对违禁书籍采取严厉查禁政策,或禁售卖,或禁阅读,或毁版权。晚清政府的书籍审查,虽有某些积极因素,但总的来说,是对进步思想和进步言论的压制,是对人类进步的反动。     

论晚清军事变革的内在制约因素——以近代日本军事变革为参照的考察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参与了世界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军事变革。清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变革举措虽然也曾使中国军事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军事制度变革的滞后、军事教育的缺陷、军事理论的陈旧,导致晚清军事变革在低水平上徘徊,成效甚微,国家和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晚清幕府的特点及历史影响--试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为例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尤以曾国藩、李鸿章晚清幕府盛况空前,最具代表性,且较传统幕府相比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曾、李幕府之所以盛况空前,除了当时客观环境条件使然外,还在于曾、李独特的人格魅力、人才理论与实践起主导作用,更在于幕府主宾强烈的变局意识和事功心理。曾、李幕府的崛起极大的影响着晚清社会。     

晚清政府对胶州湾事件态度探研——以电奏电旨为中心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之初,清廷以速结教案的方式解决争端,电报是其主要的通讯手段,电奏与电旨的时效性与突发事件的紧迫性相结合,使决策得以快速实施。当速结教案不能解决中德争端时,清廷内部爆发了和与战的争执,电奏以其便利、迅捷成为大臣们表达政见、联络前线的有力武器。在德国拒不退兵的情况下,清廷利用电报联络内外,将以夷制夷的策略作为救命稻草,这却使清廷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最终导致外交失败。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晚清望族与地域公共事务——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参与工程建设、赈灾救济、地域治安等各项公共事务活动等,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官方在地域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望族本身亦通过对地域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乃至地方政权,这既体现了晚清望族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异变与糊裱——晚清时期皖北匪患的成因与应对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传统社会的控制力不断销蚀,清廷对地方的统治渐次失位。这一时期,地处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在传统民风异变、地方固有自救模式荒废、特殊的地缘因素以及灾害多发等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匪患频仍。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清廷和地方士绅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以教化为本;其次将官方传统的蠲赈与新式"以工代赈"相结合;最后注重地方自救模式的重建。然而,深入考察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晚清皖北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极其微弱。     

晚清政府与商民在粤汉路事上的合作与纷争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赶造贯通内地的粤汉铁路,以杜绝列强觊觎利权.为弥补铁路建设技术和资金的缺乏以及制约俄法势力在华扩张,清政府不惜接受苛刻条件而将美国势力延入粤汉路建设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承筑粤汉铁路的美国公司不但拖延工程,而且违约将公司股票售给以俄法两强为靠山的比利时."速成干线"和"以夷制夷"策略的落空使中国朝野为之哗然,鄂湘粤三省商民自发支持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稍后,无法独力筹办路事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顺应商民的要求而同意干线商办.但是,干线商办同样因为资金、技术、经验和材料的欠缺而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远远不能达到清政府速成干线的预想.清政府权衡利弊后决定收回三省铁路商办权,由官方统筹规划、举借外债以速成干线.但是,国库的严重亏空以及政府威信的急剧下跌使得清政府无法完成"干线国有"的艰巨任务,相反还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晚清、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论略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战争、军事有关.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未能充分发挥其稳定财政、调剂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同时,晚清和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国内公债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它与财政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第二,必须将公债真正用于社会必需的经济建设上,使债务的偿还有坚实的基础;第三,国内公债还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如果内债规模一旦超过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财政危机,国计民生皆受其弊.     

清末查禁《新小说》的原因与效果探析

1903-1905年间,清政府对《新小说》进行了多次查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新小说》传播新思想危及统治,另外也包含有戊戌政变后坚持打压“康党”的政治斗争因素。由于清政府不能控制《新小说》的流通渠道、禁令形同具文以及《新小说》适合时势的内容形式,清政府查禁《新小说》之效果如抱薪救火,反而扩大了《新小说》的传播和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新小说》的传播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加入了一把推力。清末查禁《新小说》的效果是近代书报检查史上一个欲抑反扬的显例。     

在内外因的交互作用中把握德育过程

德育是一个综合化、系统化的内外因交互作用的过程,它既包括个人的内化过程,也包括诸如家庭、学校、社会的外塑过程。只有认真把握内化和外塑这两个过程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创新德育工作方法,才能使德育工作收到实效。本文着重论述了德育过程中个人"内化"过程的主动性、自主性、独立性、体验性,以及作为德育"外塑"过程的家庭德育过程、学校德育过程、社会德育过程各自的地位、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期对做好德育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浅析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思想

李鸿章在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时 ,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赖商为承办 ,赖官为维持”的官督商办思想。官督商办思想的提出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官督商办思想的实施过程中 ,李鸿章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保护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民用企业的发展。但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和官督商办思想所要维系的封建性 ,在 1 9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官督商办思想又成为近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论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及其实践

清末修律中的法理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情理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使其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丰富内涵。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是其融会贯通中西法理精神的理论基础。法理派在主持、参与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使其近代化情理观得到了具体实践,从而促进了对部分基本人权法律保护的初步实现,有利于中国传统法律从顺因情理到保护人权的近代化转型。     

晚清幕府纷争与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

近代中国以报刊为核心的媒介系统始终处在战争的压力下运作.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离不开其著述的文本,更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语境.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两大幕府相互倾轧,严复、章太炎、李提摩太等中外舆论精英游说其间,在政治利益角逐中扮演角色.近代舆论由器物上的洋务转向维新变法,舆论精英面对政统、道统抉择的两难,学术良知往往决定他们放弃因谋生需要而投靠某个利益集团,从而坚持学术上的自我.即政治上可以应变乃至投机,但有其学理取向上的底线;两者冲突时,学人多回归学理上的价值取向.这对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格局变迁及社会舆论趋向颇有影响.     

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约议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尤其以水、旱、震、风、虫等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成为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迟滞、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灾害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地理条件本身不利因素的影响,又有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不良社会政策及吏治腐败等因素的作用,带有综合性、复杂性.自然灾害对晚清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严重.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负面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灾害的肆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