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秦汉时期的“笞杀”

在秦汉法律文献中，“笞杀”是致人死亡的一种方式，非刑名、肉刑。秦汉统治者通过法律对吏民的“笞杀”行为加以约束，体现出统治者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     

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邢建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一、“雅”原本也是一种“俗”,统治者的提倡与正统儒者的推崇,才有了雅与俗的分野与对峙,尚雅鄙俗也就成了官方文化与正统儒者在雅俗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俗”的原始含义是“风俗”,即某一...     

“胡”一词语义演变及当代活跃性的历史考察

自秦汉始,“胡”一直是汉语里一个比较活跃的语素,本文主要考证了“胡”的语义,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从秦汉至唐至宋元迄今的语义变迁,并探讨了“胡”当代活跃性的社会历史与语言原因。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诚明”之境与“澄明”之境——儒家与存在主义者两种人生境界之比较

“诚明”之境是儒者“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是儒者的安身立命之地。“存在”的“澄明”为“此在”的人生追求，亦为“此在”的“无何有之乡”。两种不同人生境界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论北宋“盗贼”重法

“盗贼”罪是历代统治者打击的重点。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和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化 ,“盗贼”罪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逐步成为诬称农民起义的代名词。北宋是一个“盗贼”犯罪非常突出的历史时期。为了重点打击“盗贼”犯罪 ,北宋统治者制订了“盗贼”重法 ,以特别法的形式进行重法统治 ,并与法外用刑相结合 ,更突出了对“盗贼”罪的打击。     

“文以载道”观的当代伦理价值探索

儒家文论注重“载道”,原因在于儒者希望在文论中传递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理念,并且过于看重文艺的政治功用,这即为“载道”观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同时表明儒者看重作品内容的充实性,追求人品和文品的统一,这些合理的内容对应对当前文学界出现的时尚化、商业化和庸俗化危机,引导当代文学朝健康、理性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炎黄子孙”称谓的来龙去脉

“炎黄子孙”是国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但其雏形“黄炎之后”、“黄帝子孙”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这些都是“炎黄子孙”称谓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印宗秦汉”创作观与明清文人篆刻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集古印谱印行于世,肇始于元代的“印宗秦汉”印章创作观,被文人篆刻家全面接受。这造就了这一时期文人篆刻对秦汉传统的全面复归,但此时的篆刻创作还存在着对古代印章原型的简单认识和模仿的弊端。清中叶浙派的崛起,标志着文人篆刻实现了从对秦汉印的形式摹拟到精神实质把握的跨越。历史地看,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着“印宗秦汉”创作观,并为清代中晚期“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重黄轻炎”现象及其文化透视

“重黄轻炎”指的是炎黄子孙尊崇黄帝远甚于尊崇炎帝的现象。“重黄轻炎”萌发于东周以前,初步形成于东周时期,最终定型于秦汉时期。“重黄轻炎”是以炎黄的传说事迹为基础,以大一统的需要为动力,在统治者的炒作下形成的。“重黄轻炎”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中国农业文化主体及国家制度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所谓“赵高亡秦”论看“四人邦”影射史学的卑劣伎俩

“四人邦”的影射史学家们,为了把别人骂成“复辟派”,把自己装扮成“反复辟的英雄”,侈谈什么秦汉之际复辟与反复辟的历史。他们编造了一个“赵高亡秦”的谬论,胡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反对奴隶主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以至让一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地地     

秦汉的“婴女”

秦汉社会的“婴儿”称谓,或指“始生”儿、“初生”儿、“新生”儿,与现今“婴儿”语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相对应,义近令人所谓未成年之少年儿童。秦汉字书又有“女曰婴,男曰儿”的说法。《焦氏易林》数见“婴女”称谓。其中“爱我婴女”句所见“贱下”或者“下贱”,或许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性别差异观念已经严重影响了未成年女子甚至女性婴儿的生存境遇。这一现象,应与秦汉时期弃婴行为所见女婴居于更悲惨境地即“产女则杀之”的情形联系起来理解。     

秦汉时期的“文法吏”

本文通过对秦汉时期“文法吏”的含义、“文法吏”产生的条件以及“文法吏”与“酷吏”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秦汉时期法律与吏治的关系,并对“善史书”、“文无害”等争议较多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简论周公“敬德”“保民”“永命”的统治思想体系

西周王朝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的极盛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在这一时期对夏商以来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以“敬德”“保民”以求“永命”为指导的一套较为完备的统治思想。《尚书·周书》中《大诰》到《立政》几篇文字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体系。商周两代统治思想的变化,最主要的在于周初统治者对“天”在统治中的作用的认识与商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天”在周初统治思想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地位,而“敬德”“保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周初统治者谋求长久地维持统治的指导思想。     

论“文景之治”——“让步政策论”的再批判

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前后近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农民革命的功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林彪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让步政策论”,把“文景之治”说成是“让步政策”的样板,儒家“仁政的典型”。他们说,汉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作了让步,“轻徭薄赋”、“除秦苛法”,造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抹煞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否定     

“双向选择”中的公关技巧

公共关系是一门学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向我们提出了“公关”的问题。比如,“双向选择”看起来很简单,那个单位需要我,我愿意去,两者吻合,便达到了“选择”的目的。然而,“双向选择”在实际进行时,却并不那么简单。为什么同样条件的毕业生(或单位),去选择一个单位(或选择一名毕业生),有的成功了,而有些却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公共关系的作用便是其一。本文着重阐述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如何在“双向选择”时正确应用公关技巧,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单位。     

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

作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理论与方法的兵学 ,在秦汉得到了空前的升华。秦汉兵学是先秦兵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秦汉兵学是为秦汉大一统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 ,从理论上回答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等重大问题。秦汉兵学还是秦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学旨趣由“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转变 ,学术兼容与兵儒合流是秦汉兵学文化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