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和汉武帝时代的西南开发

本文从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他的作品《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指出司马相如除辞赋创作上的成就以外，还有在汉武帝时代开发西南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出的历史贡献。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浅论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汉武帝是位善于用人的帝王,他的用人手法很有特色。本文从历史环境、文化心理及年龄因素三方面讨论其用人之道的特点,并揭示造成这些特色的深层原因。     

关于汉武帝立乐府

出土文物证明秦代已有乐府名称。汉承秦制,西汉初所设仅为应付朝廷礼仪大典。武帝始于少府属官中新设用于娱乐的乐府官署。     

论汉武帝的哀悼诗及文学史意义

汉武帝刘彻仅存的两首哀悼诗——《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是汉代天人学和大一统政治的大生命观的反映,也是他对身国长生梦想质疑和感伤的集中体现,分别以疑问语气的恰当运用和人物仪态的生动刻画以及比兴传统的继承为特色。这两首诗深刻的生命内涵和帝王的强大垂范作用给后世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后世杂史笔记的创作;推动了后代帝王婚恋诗歌、戏曲的发展;对辞赋题材有开拓之功。     

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

　　摘要：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很多。与史书记载突出他的军国大事不同,民间传说主要讲述他求仙和婚姻家庭方面的逸闻趣事。道士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改造,把他塑造成因放纵嗜欲而求仙失败的典型人物。汉武帝形象转变是汉魏时期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神仙信仰以及道教对传说合目的改造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汉武帝由历史人物到传说人物再到小说人物的形象转变过程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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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天马歌》纵横谈

本文认为,汉武帝两首《天马歌》是汉乐府中的特殊作品,创作过程联系着当时开拓西域的国家大事,其客观效应已远超过郊祀歌的范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暴君抑或雄主: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考察

汉武帝在宋代的形象存在暴君和雄主两个偏向,这既与汉武帝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潮和民族对峙的时代特点有关。宋代知识界的整体背景是回向三代和致君尧舜,其主流思想贬抑汉武帝为近似秦始皇的暴君。而宋代帝王、新党官员群、南渡官员群则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和挽救危机的目的,片面地和功利地肯定和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对汉武帝这样功业高出百王的伟大君主,主流知识界以暴君视之,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王道、贬黜霸道的传统观念,这也历史地揭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根据。     

汉武帝出巡中的施政活动探析

对汉武帝的出巡活动,人们历来多持否定态度。文章通过对他出巡中施政活动的分析,认为武帝出巡中,不乏考察地方政情,了解民情,统筹军事等行为,我们对此应予肯定。     

汉武帝的思想演变

少年刘彻受儒家思想教育，登位后由怀疑天命到倾信天命、天瑞，将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超人，实施他的文治武功，并几十年不懈地追求长生不死。晚年因家庭悲剧、求仙及对外作战的惨败，醒悟过来，下了著名的罢轮台屯田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错，由有为政治转入到息兵富民的轨道上来，为昭宣中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一系列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举措,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出现和迅速由盛而衰。这是历史的必然。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从控制论视角看汉武帝改革和创新监察系统

在阐述汉武帝改革和创新国家监察系统的基础上。运用控制论，通过构建系统模型和引入传递函数的系统分析方法，揭示汉武帝执政时期国家监察监控系统的结构特性及其功能。结果表明，刘彻毕生改革和创新国家监察系统。有效地增强了国家监察监控系统的安全功能，使其成为守成基业的根本保障。自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科学性。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徐偃王在舟山史迹考

徐姓以国为姓。徐姓氏族原是岛夷族，崇拜鸟图腾。西周穆王时徐偃王因施仁政、不修武备而失国，逃战到舟山群岛。舟山至今仍有不少有关徐偃王的文物、史迹与传说。     

论乾隆治理西藏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本文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乾隆治理西藏的内容及利弊得失,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