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学问化——中国古典诗学特有的文化现象

中国古典诗歌进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后,始终存在一个"学问化"过程.学问化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独具的现象.重"雅"轻"俗"的观念使学问化成为一种民族审美情趣;享有崇高地位的<诗经>和杜诗成为学问化的价值典范;文人学士的宴游和频繁的诗生活为学问化提供了扎根的沃土;复合型诗文化为学问化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返本开新的诗学建构--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的启示

20世纪中国诗学建构是在"西学东渐"的情势下进行的.中国理论界吸纳了西方近现代各种诗学方法和观念,缺乏民族文化思想体系的支撑,不免导致文论和诗学的"失语症".现代新儒家取"返本开新"之学术进路,以"人化论"、"心化论"、"生化论"为中心来建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这种有根的诗学,既突出民族传统而又兼顾中西,通幽微,达博大,给我们建构21世纪中国特色的文论和诗学体系以宝贵的启示.     

古典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及其现代性前景

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同构--论道咸宋诗派诗论

学问化问题是古代诗论中的重要问题。道咸宋诗派学问化诗学对古典诗歌学问与性情的关系进行集中探讨,追求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异质同构,将“以学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种相异质的传统调整和拢合。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蜕变与革新中的古典唐诗学研究

古典唐诗学的演进至清代进入总结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其终结阶段.尤其是清中叶后,随着主流诗坛诗学趣尚的变化,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诗人和诗论家开始从新的视角来观照古典诗歌(包括唐诗),"诗界革命"诸子将解读唐诗的视阈指向域外,王国维初步引进近代西方美学的观念来观照唐诗,这一现象说明古典唐诗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昭示了古典唐诗学研究发生变革的路径与方向;至于民初柳亚子等在南社重新挑起唐宋诗之争,鼓吹振兴唐音以发扬民族精神,亦只是"旧瓶新酒",昙花一现而已,这一切都表明唐诗学史的传统路径已走到尽头,新的变局正在来临.     

“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

“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貌似相悖,实则同理。“诗无达诂”强调读解诗歌不能局限于诗歌的直观意义,重在意会想象、捕捉意象、领略意境、品尝旨味。本文以我国古典诗歌所负载的抒情内容的特殊性和诗语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孤立性、隐潜性、情绪性、虚拟性为视角,考察了“诗无达诂”作为诗歌读解方法论,它完全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客观实际情状的,它是我国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诗学视角下《废都》的文化诗性翻译再现探析——以葛浩文英译本为例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

本文诗学作为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它是理性诗学的原初形态。在诗学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对本文诗学进行重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重视本文诗学的研究是走出诗学困境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简论顾祖钊先生诗学体系的创构

顾祖钊的诗学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化语境下中国诗学意识自觉的一项创获,以三维整体观取代二元平面逻辑为中国现代诗学传统增添了新质。他的体系之基本要素是“艺术至境论”、“三元观念论”、“引进-超越论”,在“以中融西”的过程中“以中正西”,从而保存华夏诗学的文化同一性与独特个性。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是批评家对创作者隐喻于文学文本中的创作诗学的逻辑归纳和理性概括。其反对理性诗学式的纯粹理性化,强调回归文学文本自身,恢复诗学的诗性思维;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法和兴辞诗学法重建诗学形态,以走出当下诗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     

陈师道“换骨”说发微

宋代诗论中有两种“换骨”说,即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法和陈师道提出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论主张。前者源于佛禅话语,是以禅喻诗的著名诗论;后者出白道教内丹学说,是以仙道论诗的典型诗论。陈师道“换骨”说与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截然不同,而与黄庭坚“学诗如学道”有联系,是指学诗的艺术修养过程,通过勤奋、艰苦的研习,最终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陈师道“换骨”说与内丹炼养有共通性,突出表现在勤奋苦修和养气静心两方面。“学诗如学仙”与“学诗如参禅”相辅相成,是宋代文学诗论中不可偏废的两翼。     

《荒原》的反讽结构诗学

反讽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学概念,更是西方文论中诗学的关键词,它是现代诗歌重要的一种创作和结构原则。《荒原》的诗体特征和结构方法体现了现代反讽结构诗学中的矛盾性、张力性、对立统一性等重要特征。从《荒原》的主题、意象、人物、时空结构各个层面的意义生成阐释了T．S．艾略特诗歌的反讽结构诗学,探究了艾略特的创作特点和诗学主张。     

“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

康熙至乾隆之间诗学的嬗变,显示为一个王渔洋神韵诗学被扬弃而袁枚性灵诗学逐渐主导诗坛的过程。其间重要的契机是叶燮诗学由其门人沈德潜和薛雪传播、发挥,在江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以薛雪、黄子云、吴雷发为代表的江南诗论家将叶燮诗学中自成一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查为仁、桑调元等另外一些诗人则激活了古老的性灵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的一段时间,为性灵诗学的发展造好了舆论声势,做好了理论准备。这些人物都与袁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其诗学也为袁枚所熟悉,作为性灵诗学的前驱,有必要从诗学史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加以重新认识。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当前诗学的哲学化倾向导致了理性诗学的严重危机,使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诗学是诗学建构的当务之急。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一方面可以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回归到文学自身。     

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原初论题

中国现代诗学是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短暂而重要的阶段,学说观点复杂众多,初步形成了“人生与艺术”、“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洋”三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诗学理论(主题)范畴,而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人生与艺术”问题的讨论和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第一话题。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将这一问题局限在“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的争论中,其实这一论题有门户之见的宗派根源,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重要性和覆盖性,反映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初级构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