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学人类学与构建中国医学文化学的一些思考

一 国际医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类学形成的初期,而当代医学人类学的兴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著名医学人类学家福斯特(G.M.Forster)和安德森(B.G.Anderson)两位教授合著的《医学人类学》一书被认为是医学人类学的权威性著作。以后各国的学者又在此学科上作了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所谓的"实在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他们对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适当方式与人的本性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这场学术争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学范围,而是在美国社会科学圈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学术现象,并从学科和学说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作了分析与归纳.     

论人类学的纠纷研究进路

纠纷和纠纷解决的复杂性为人类学提供了社会研究的对象物,人类学家在纠纷研究中创造了多种研究进路,这些研究进路促进了不同时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并形成了人类学纠纷研究进路以人类学方法为基础,建构社会事实,迈向法律多元理论的特点.     

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兼论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回归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理解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注重,人类学理论得到了升华,本土人类学理论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

经济人类学具有一个特殊术语论辩的短暂历史,也有一个分析内容与人类学学科同样悠远的“真实”历史.它的批评性论战在本原意义上,提供一个进行“经济”比较的视野并解析“经济”的结构.经济人类学建立的真正本质,是对人们学术视野的一个新开拓,是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渴求;它为之努力的,实质上是要基于原始资料的具体分析,来建立一个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它在一个极为广阔而深远的视野中观察经济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已向整个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经济人类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成为一个从总体结构上,考察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结构化“经济”活动的科学;成为有自己独立范畴体系、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     

人类学与发展

人类学与发展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本文着重考察了近几十年来人类学与发展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关系。７０年代,发展理论的主流转向社会和文化思考,社会科学者更多地参与发展,于是在发展理论的范畴内有了“发展人类学（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８０年代兴起了对文化和表达的后结构主义批评,于是产生了另一个学科———“发展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本文分别以人类学和发展为出发点,回顾这两个学科的概念、历程和困境。文章指出,这两个学科在今天已经很难保持泾渭分明的界线;人类学和发展正以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一批人类学家正努力在人类学与发展的结合处创造关于实践的新理论和对于理论的新实践。本文论述这些人类学家的工作,分析了这些新生事物。最后,文章讨论了人类学在全球化和后发展时代的前景。     

中国宗族再研究: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观点

<正>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研究的是文化生态学,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探讨。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地调查。因此,我和我的夫人华若壁(Rubie S.Watoon)在香港新界农村住了三年,调查研究那里的宗族关系,我研究新田村的文族,她研究厦村的邓族。下面拟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中国宗族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我本人与研究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许多学者都有密切交往。最近我要出版两     

“文本”与“情境”对应下的文化表述

我不敢自称是历史人类学家,如果要自称历史学家可能又有历史学家反对,当然我更不愿自称人类学家.所以刚刚赵老师的问题,我不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回答.但是据我的了解,在人类学之中,每一代的人类学者,或即使同一代的人类学者,也有彼此不同的观点.刚刚赵老师提的问题非常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然而,究竟什么是文化?人类学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近这些年人类学似乎陷入低潮,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人类学家把他们的前辈给解构了.我觉得,这反而是人类学最精彩的地方.它对本学科的方法、理论经常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我在上一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学的那些人类学必读课程,现在许多大学人类学的教学里都没有了.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

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探索分四个屡次:一是从人的本质角度的哲学论证;二是从交换角度的经济形态的经济学论证;三是从分工角度的所有制形态的经济学论证;四是从两种生产角度的人类学论证.哲学层次的研究为社会形态理论确立了本体根据和基本方法论,经济学层次的研究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作了科学论证;人类学层次的研究对人类社会总体的演进规律作了科学论证.     

生态人类学概论

生态人类学是20世纪后逐渐形成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特别注重在理论和实践上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研究取向在整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生态人类学家对文化与环境关系不同的表述和侧重构成了多种理论和观点。文章对生态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及各种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为深化其实证性研究提供参考。     

学者风采

施传刚,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硕士（1986）、博士（1993）。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安纳波尔）、伊利诺大学（厄班纳一香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等院校和机构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现执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导师。长期在云南从事人类学研究,除在美国和中国出版的专著外。论文散见于美国、法国、瑞士、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学术期刊和文集中。是少数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事业奖（NSFCAREERAward）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之一。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研究社会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笔记》,是无产阶级先哲马克思在其晚年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思想遗产.它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晚年马克思”的争论.其中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其遭受病痛折磨的生命的最后旅程,弃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资本论》的创作不顾而转向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哲学人本学到经验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他在晚年转向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动机,就在于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复到他早期的哲学人本学的研究.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大可置疑的.应该说,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晚年走向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动机.     

从革命到改革——循着人类学家波特夫妇的足迹

增埗村是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1979年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ulamith Heins Potter & Jac kM.Potter)来到茶山的增埗调查,这是1949年后外国学者第一次被准许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其后他们根据调查材料和搜集的文献资料写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一书,并于1990年公开出版。这本书问世后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窗口。波特夫妇关注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第三世界农民的影响;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循环中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富裕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30年后增埗的发展则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超越——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基于新近发现的民族志资料,或是既有田野点的再研究,完成了对功能主义的超越。考虑到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人类学的若干进展,以中西比较的视角,厘清中外学者在不同时空下所展现出的共同的理论线索。     

"村落边缘"——中国乡村研究忽视的维度

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村落研究脱胎于西方的部落人类学研究,而西方人类学语境中的部落和中国的村落有着很大的不同。就两者的结构来看,村落有着部落所不具有的以村落边界为限的内外部多级结构,而其外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村落边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村落边缘的某种忽视,使中国学者在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中难以摆脱部落人类学的影子,从而存在对村落认识不够彻底的现象。文章通过对费孝通、施坚雅、杜赞奇等人相关理论的吸收,提出了村落边缘的概念,并初步分析了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     

社会人类学智者费孝通

<正>费孝通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智者。为什么费孝通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类学智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深入实地,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思考、分析,写出了在人类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的学术巨著《江村经济》,奠定了他在社会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江村经济》也是当代学人,不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经济学,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作为一个理论家,费孝通勤于思考、善于     

对话:在人类学遗产研究的国际平台上

2014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旅游人类学家尼尔森·格拉本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教授,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青年学者朱煜杰博士,应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之邀前来中国访学,就当前国际遗产研究的若干前沿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讨论立足多元的视角,有助于推进当前学术界关于遗产对象与话语、遗产操作与社区实践、遗产记忆与游客情感等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理解与反思。     

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特点和发展——中外人类学和民族学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纵横比较。首先平行地类比分析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的共同特征。①都不愿再作西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对象。②都以本国土著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③对待西方的理论和观点普遍采取多批判、少吸收的态度。④社会和经济的普遍落后,使应用人类学和民族学迅速发展。其次纵向比较中国与西方的特点,认为我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是①新兴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前景可观。②理论和观点有待丰富更新。③现代社会的研究有待拓展深化。④深入开展应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实质

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实质,目前国内理论界尚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邓小平经济理论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则认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进行哲学式反思的思维活动以及思维成果。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新兴经济,就经济的广义而言,在生产力层面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崭新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它是以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它能发挥整体优势…     

人类学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开题暨研讨会综述

以人类学学科的视野观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不吝为学科理论前沿和人类学家参与国家战略的需要.人类学学科本身对传统文化的特别关注,以及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遗产运动的反思,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研究提供一个全新而广阔的视野.以人类学者的讨论和共识,基于对人文价值的反思与再思考能够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对当下我国遗产文化事业的反思,以人类学的眼光树立新的人类遗产意识的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