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性”中的僧侣因素

本文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构成入手,剖析了尼康宗教改革和彼得宗教改革后僧侣阶层的尴尬局面,受教育程度高而就业渠道狭窄,既不被统治集团信任,又要背负骂名,严重的自洽结构与封闭性更加速了该阶层的迅速没落。僧侣子弟成长过程中受的这种"夹板气"铸就了他们的复仇欲望和心理焦虑状态。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后,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和革命崇拜理论,从而造成了俄国思想界"60年代人反对40年代人"的时代断裂。     

理性的反思：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应然态度

公共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在现代背景下体现的愈来愈充分，这在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与职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何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要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对公共知识分子本身给予理性的分析与思考。笔者认为，祛魅是前提，而将公共知识分子从诸多极具迷惑性的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正确筛选出来，则是另一项必不可缺的工作。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宗教气”的批判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气"和教士人格予以高度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并不比民众更少,尤其是在独断地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掌握了超绝的客观真理、缺少对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等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很多.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试论“新的人民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再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描写的重心,由知识分子历史地向工农群众转移,书写知识分子的空间十分有限.而知识分子又由于被改造的命运,只能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出现在文学描写的世界.这相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再书写,这种再书写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书写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同时它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     

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质疑“开放的贵族”说

成员流动是贵族阶层维持自身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有多种途径。国王的恩宠、有利的婚姻是两个主要的向上流动渠道,但也时常夹杂其他因素,如积聚财富、从政。而家族绝嗣和剥夺爵位则是向下流动的主要渠道。英国贵族成员流动的开放性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高,在这一时期,这一流动并不是跨越阶层界限的运动,只是贵族家族的地位变化。英国贵族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社会阶层,并不是"开放的贵族"。     

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命运

理性信仰破灭,精英文化终结之后的后现代,把知识分子推向了大众文化。在面对人之死、主体之死的边缘化中,多向度、全方位地批判总结历史的馈赠,找到人类先天文化意义及行为准则,弥合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人为鸿沟,则是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使命和命运。     

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无知大众”对立的扬弃

＂（公共）知识分子/无知大众＂的对峙,不过是＂哲学王/平民、救世主/被救者＂对立的现代翻版,它继承了＂知识精英为了拯救世界而统治世界＂的专制神话,既违背知识史和政治史的实情,也违逆＂公众民意高于精英真理＂宪政原则,拙文倡议＂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有助于推进政治文明。     

乾嘉知识分子“立言为上”的价值取向

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 ,清代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立言”作为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 ,这种选择是通过与“立功”及仕进的比较后得出的 ;在“立言”的道路上 ,他们也从潜心著述、整理古籍、参编地方志等各方面进行了努力。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论叶广芩家族小说的“贵族”情结

出身于清朝贵族世家的作家叶广芩,以一系列描写清朝京骑贵胄生活的"家族小说"而享誉文坛。独特的家世背景和生命体验为她的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贵族的生活、贵族物文化、贵族子弟的命运在她的笔下得到鲜明的呈现,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对历史语境中传统贵族文化的整体观照,通过对叶广芩家世背景及其小说创作动因的分析,探讨小说所体现的"贵族"文化情结。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反思

所有“分子”类词语都含有对立的词义色彩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当今的知识群体是不同的群类。“知识分子”一词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其概念所指还是词义色彩都已不能准确指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社会群类。建议在官方场合、正式场合最好避免使用“知识分子”一词 ,改用“知识 (界 )人士 /知识群体”。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1927年～1937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综论

左翼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构成了192 7年～ 193 7年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流。受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方向转换和自贬自责成为这些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同时暴露出自身思想上的盲点和艺术上的缺陷。     

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转换——以《迷羊》为契入口

“戏子”与中国文人的历史待遇与人格身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合而为一不分彼此。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两者又纠葛不断互相拆解或者身份互换反串戏台。“戏子”与文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功能性人物,或者是历史文化的符号。本文以《迷羊》为个案,用思想史的批评方法,通过作家郁达夫的知识分子精神境遇来关照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纠缠及隐喻性。又以此反观出郁达夫在灵与肉、戏与真、罪与悔之间的挣扎与选择。     

“人民问题”的启蒙困境:19世纪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实践探索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实践探索独树一帜。在柴科夫斯基小组道德主义的引领下,为了让俄国人民认识并参与革命,建立平等社会,平民知识分子发起了到民间去运动,并主要分为两大实践路径:一是煽动人民暴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另一个是通过平等交流与教育,使人民对文化和革命皆有充分的认识。第一条路径由于不了解民间实际的冒进和功利主义而找不到出路,第二条路径则由于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无法有效交流而失败。这两条路径的实践和其最终结局,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启蒙困境。     

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论“五四”参照系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包含着两层不同的含义,即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于两种不同语境的思考,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殊途同归.对边缘化的探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己社会、历史位置的重新确定.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源头的五四,无疑为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合法性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     

知识分子的死敌——“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布伦蒂埃

布伦蒂埃是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死敌。后人对知识分子的竭力推崇掩盖了布伦蒂埃的重要价值。他对知识分子介入资格的质疑、对科学局限性和危险性的预判,让人叹服;他迥异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引人深思。知识分子如何在后现代状况下安身立命?关注和研究布伦蒂埃会大大有助于人们找到答案。     

古代儒者的“士气”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节操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士气”,既包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修身正行、严于律己的风范,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精神,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学风,奉职循理、守官尽职的态度,坚持真理、舍生取义的气节等精华,也包括帮闲意识、自鸣清高、文人相轻、泥古不化、自由散漫、容易消极等糟粕。当代知识分子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在吸取古代“士气”的精华、扬弃其糟粕的基础上,重塑知识分子的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