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当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参与体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法制不完备、参与主体不成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需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速政治转型,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新渠道;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参与意识。     

地方治理创新实践的浙江经验

从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的历史来考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中国共产党人有80多年都在持之以恒地探索着执政之道,改革开放以来,又对执政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作出了深入探索,取得了许多有益经验.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敏锐觉察力的浙江地方政府着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政府角色的转变,这方面的创新实践都具有开拓性,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整体制度变迁提供原创性的素材,也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了地方鲜活经验.     

网络时代公众参与改革决策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网络时代改革决策绩效及其公众参与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合理化、科学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评估的水平与质量。为了使网络时代的改革决策绩效评估工作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网络民主发展、公众参与改革决策的趋势出发,对网络时代的改革决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与中国公众参与改革决策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与指标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设计了一套网络时代公众参与改革决策的评估指标体系,旨在推进我国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中民主与法治取向述评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缺一不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领导体制受到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权力机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断进行探索与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在执政党主导下的行政领导决策民主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行政领导体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探索,到21世纪民主与法治二元取向协同推进的行政领导体制改革路径形成。梳理、分析和总结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民主法治取向的历史轨迹,有助于理清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从而更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     

公共决策中的民意表达与整合

公共决策吸纳民意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然而,民意本身及其表达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表达的效度及决策的科学性造成一定的影响。要合理运用和整合民意,还应从政府决策方式以及体制机制人手,进行系统深入的思维改造和行为变革。     

浅议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各级政府和决策部门的决策参考作用日益加强,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相比,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决策参考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本文试图从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中存在问题和不足入手,分析其原因,提出涉及七个方面的建议。     

社会团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以“阶段性就业”决策历程中妇联的作用为例

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部门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社会公共事务做出的决定,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和关键。随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发展,以社会团体代表的公众组织在公共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阶段性就业"制度的决策过程中,全国妇联组织,脱离了体制的束缚,以维护妇女权益为己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拟通过分析"阶段性就业"决策历程中妇联的作用,来看社会团体对公共决策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回应机制探讨

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是现代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当前政府行政改革、政治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回应机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强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和提高政府决策回应能力的对策思路。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探析

本文阐述了行政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分析了目前行政决策的现状,并从行政决策的制度、流程、方式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实现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光辉的70年历程。为纪念这一庄严而有意义的日子,本刊特辟专栏,发表一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党风建设、党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共产主义理想的树立,以及陈望道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贡献。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枢系统, 也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以 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决策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新中国的长期历史 中形成的, 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决策体制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决 策权力日趋集中的体制, 存在着决策结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制度化程度低、偏重 经验决策、决策过程封闭和缺乏自我修正与调节机制等弊端。改革开放后, 决策体制 改革的重点, 是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推进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 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为 导向的决策体制改革, 成功应对了中国由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 政治发展的角度看, 决策体制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 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 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 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转变。一 个中国共产党主导、多方参与、科学论证、过程开放、依法运行的决策模式在决策体 制改革的实践中初步形成。

关键词: 决策体制 集中决策 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is the backbone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a crucial factor determining its development.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with the CPC lying at the core results from the CPC’s long history of leading China’s revolu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fore it ha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Decision-making was centralized over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system had faults such as a low level of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low institutionalization, an undue emphasis on experience, a clos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absence of any self-correcting and adjustment mechanisms. The reform of China’s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has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democratic, scientific and law-based decision-making with regard to decision- making structures, modes and mechanisms. Practice proves that this reform has successfully met th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 involves an evolution from personal to democratic, from experience-based to scientific, from centralized to decentralized, from closed to open, from passive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from non-institutionalized to institutionalized decision-making. A decision-making model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CPC domination, participation by multiple entities, scientific proof, open process, and law-based operation.     

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路径

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型"的民主政府。一方面服务基调的奠定为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也具有提高制度供给能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现实价值。为此,要从参与氛围、组织载体、制度渠道、参与形式、公民素质等五方面来强化公民参与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拔路径的演变

干部选拔路径是干部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我国干部制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干部选拔路径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30多年干部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实践来看,我国干部选拔路径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大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大:单一干部选拔路径——组织选拔;中共十三大至十六大:以组织选拔为主,探索多元干部选拔路径;中共十六大以来:公开选拔逐渐成为干部选拔制度化的重要路径。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稳定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带来双重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有助于深化改革 ,实现社会结构全面优化 ;有助于扩大开放 ,发挥后发优势 ,增强综合国力 ,从而对巩固发展中国政治稳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 ,伴随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 ,中国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非稳定因素也将增多 ,不容忽视。中国参与全球化、全面推进现代化 ,保持政治稳定的战略对策是 :必须树立动态的政治稳定观 ,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等。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创立的这一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新局面,开创了新型政党关系学说,具有西方政党制度无可比拟的优势。     

论政府决策机制改革

政府决策机制是指政府决策参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是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前提,是新形势下政府决策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按照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机制。     

试论社会发展与妇女参政

女性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从妇女参政的历史走向还是从社会与妇女参政的互为发展来看,推进中国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实效性,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建立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体系的行政反思

本文从行政角度反思了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因和建立预防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体系的现实基础,认为应当建立以完善宣传教育制度,落实民主科学决策,畅通沟通渠道,加大监督、考核和奖惩制度的执行力这四项内容为主体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体系,极力减少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为新农村建设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