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冥府游历故事对中土的影响

论文比较了中土、印度以及西域三个文化区域对于地下世界的想象,指出:由西域人讲述的冥府游历故事对中土幽冥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们以新奇的构思方式、神异的情节效应和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很快代替了中土原有的冥府故事,成为中国传统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范型。     

从奥德修斯和孙悟空的冥府之旅看古希腊与儒道佛的生死观差异

冥府游历是东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神话母题. 无论是在古希腊人天真的叙事中,还是东方人古老的传说中,英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故事俯首可拾. 古希腊神话史诗《奥德赛》和中国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都有相似的英雄冥府游历情节,通过对东西方英雄相似的冥府游历故事进行跨文化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从来就不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我们也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晚清时期外人游历护照交涉始末

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的是广州一口通商的"闭关自守"政策,严禁外国人私入内地。1858年,随着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的签订,中国内地正式对外国人开放,准许他们持照进入中国内地游历。围绕着外国人是凭游历执照还是通商执照通行内地,清政府与当时的西方列强发生了大量的纠纷与交涉,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游历执照内容的填写、签发盖印、如何管理以及有效期等具体问题,交涉过程既体现了法律制度的严密性,又暴露出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时的被动性。     

明清之际文人的山水游历"适性"观

明代中期兴起的王阳明心学思想,张扬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心学思潮,引起对人之本性的思考.心学的兴起促进了自然人性论和文学性灵说的崛起,同时也促使文人的山水游历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引发了一场对逸游败德论进行解构和颠覆的思想运动,形成了山水游历的"适性"观.山水游历的"适性"观具体表现在:在胜境之中游目骋怀、直抒胸臆;于山水间娱乐性情,让心与自然得到高度会通;以"狂放"的方式体悟自然,体会至上乐趣.     

西方游历小说文体与游历叙述模式的发展演变

文章主要梳理和探讨古希腊至18世纪游历小说与游历式叙述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及特征,即探险游历文学的以情节为中心的游历式叙述模式,流浪汉小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游历式叙述模式及启悟小说的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游历式叙述模式.     

略论游历生活对谭嗣同的影响

游历生活是谭嗣同短暂人生中的重要方面,对谭嗣同人格风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但长期不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从诗歌创作和维新思想两方面出发,指出游历生活是谭嗣同诗歌创作的生活源泉游历生活是谭嗣同维新思想形成的重要"准备".     

晚唐诗人曹松生平事迹考略

晚唐诗人曹松的生平与游历尚存疑问,《唐才子传校笺》和《曹松若干事迹补正》对此有深入研究,但也都还存在着疏忽和失误之处;结合曹松自己以及友人的诗作,再借助史书和地方志的记载,对其籍贯、游历等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再论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

1911年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游历台湾。梁启超在台期间发表了一些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这并非其真情之流露,实为其权宜之计谋,也与其内心"日本情结"和"亚洲主义"思想有一定联系。梁启超离台后仍与台湾士人保持密切联系,这使其在台社会影响延绵不绝、更加深远。     

试析唐代落第士人的游历之风

游历是唐代很多落第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唐朝科举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相关制度执行不严格、唐朝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所致。落第士人大规模的无序流动,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同时,也造成自己家庭在经济上、日常生活上的诸多困顿。但落第士人游历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对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圣经中游历主题的意义

游历主题在圣经文本中反复出现,有着丰富的内涵。宗教方面,游历与宗教中的“应许之地”观和选民观紧密相关,这种内在的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特质直接影响了民族的发展进程;现实方面,游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希伯来一犹太民族的历史,早期的游历是作为游牧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必要迁徙,“巴比伦之囚”之后是民族失国的被迫流亡;文学方面,圣经中的游历文学主题在后世文学中得到继承,形成鲜明的文学传统,并且深入到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意识或潜意识。     

试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早期认知——基于明清中国史籍的分析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明清时期中国有关拉丁美洲的记述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世界史地著作、驻外使节和海外游历使的记述以及译自外国报刊书籍的译作等。有关拉丁美洲记述的增多,反映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经由外国人介绍而获得的间接认识到亲赴拉丁美洲各国常驻或游历得到直接认识,由概要的地理历史知识到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了解。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     

顺治时期中朝之间的使节往来

顺治时期,朝鲜向清朝派出的使节,定期的有冬至使,不定期的、随机的有谢恩使、进贺使、告讣使、进香使、问安使等;清朝向朝鲜派往的使节,没有特定的名称,按照使命,可分为传敕、册封、吊祭、传讣、查勘、调兵等六种.频繁的使节往来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

宋政权一直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意欲恢复汉唐的辉煌,但在现实面前不断受挫,宋朝接待高丽使臣制度的流变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宋对高丽使臣的接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宋初以东夷之国视之,进而不断提升,至仿西夏例,进而易为仿辽例,至南宋又有回落,最后失去直接的遣使往来。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宋朝国力日衰及其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地位下降的折射。     

从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论唐日关系

空海所作《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透露了唐朝与日本交往中是否有国书存在的重大线索.根据唐朝关于外国使节入境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以及外国使节朝见的仪式,可以判断日本曾向唐朝提交国书,这对于判定两国关系的实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代来华使节考论

自两汉以降,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不断,数目众多,在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巅峰期。各国来华使节的疏密情况,与中华帝国的盛衰状况、中华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以及遣使来华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来华使节一般都肩负着多重的综合使命,如政治上建立、维系及增强双方的友好、亲善关系;经济上增强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文化上则是吸收、学习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等等。古代各国来华的使节,在中国一般都受到极为友好和优厚的待遇。他们既是中外文明交汇的桥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们不畏艰辛,万里来华;他们赠送来与流播去文明成果;他们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付出了可贵劳动。     

明代中朝使臣经行路线考——以《皇华集》较为集中的吟咏胜地为中心

明代中朝使者往来频繁,其经行路线因为明朝都城迁徙、东北边患加深、朝鲜申请等诸多原因曾数度改易。根据史籍、《皇华集》《燕行录》《东国舆地胜览》等相关文籍的记载,明代中朝使臣的经行路线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从中可见明使与朝鲜远接使的周旋吟咏之迹。     

《皇华集》的文学价值

作为明朝使臣与朝鲜文士的诗赋唱和总集,《皇华集》收录了大量的唱和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中、外唱和文学之集大成。《皇华集》保存了许多诗学批评资料,记载了双方诗人的文学交往及深厚友谊,为探讨中朝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