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魏公村史顾(待续)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新疆村,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从廉希宪到偰玉立:元代畏兀儿词的汉化轨迹

畏兀儿文人在元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流传词作更属精品,较为契合地体现了时代特征与民族汉化演变规律。与同时期的汉族著名词人相比,元初廉希宪词作豪迈,胸怀广阔,民族色彩浓郁;元代中期薛昂夫和贯云石的词作汉化程度很深,他们或援曲法入词,或婉约豪放并用,或运用典故等;元代后期偰玉立之词作与其诗歌一样,反映官场黑暗和官员昏庸,抒发归隐之意,风格飘逸自然,汉化程度达到最高。深入研究畏兀儿词人词作,对了解和把握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人的汉化特点和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畏兀儿的界定及其文化区域

元代是畏兀儿文化发展的兴盛期,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本文通过对分布于新疆、中亚等地畏兀儿人的界定,以及对各区域不同文化类型的分析,认为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区域,即以喀什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和异彩纷呈的内迁文化区。     

元明时期内迁畏兀儿人研究

元明时期的畏兀儿人，缘于地域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内迁之后于族群上呈现多元流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取向、生活方式上凸显为多元模式，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秦都雍城与晋都新田城的比较研究

秦都雍城和同一时期的晋都新田都是春秋时期的重要都城，在两国的历史上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都城形制与规模也对以后的都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代表了当时不同风格的都城。因此对这两个都城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谱系管见——兼论其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在蒙元时期较早归顺成吉思汗并与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蒙古统治者在畏兀儿地区建立机构管理和控制畏兀儿地区.由于西北藩王的叛乱迫使畏兀儿人内迁,畏兀儿亦都护也迁居永昌堡.亦都护谱系的变化反映了元廷政局的变化.由撒连的斤、火赤哈儿之死到帖睦儿补化、太平奴之死,无不反映了元廷局势的变动对亦都护家族的影响.内迁之后,畏兀儿亦都护变成了元廷丧失原来领地的特殊大臣.     

论燕国的五座都城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研究这五座都城的建立和几次迁都的过程,对认识燕国历史和燕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变化及其对撒里畏兀儿的影响

十四世纪,随着元朝的灭亡和明廷的兴起,今新疆各地打破了蒙古人统治畏兀儿(今作维吾尔)的局面,元代中叶以来出现的各封建割据“地面”之间的力量在重新组合,蒙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撒里畏兀儿的东迁,促使一部分蒙古人和畏兀儿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研究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袤的文明古国,在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列国消长,王朝递变,作为各个王朝或政权实施统治的政治中心的都城也星移斗转,屡经变迁,在历史的时空表中留下了道道斑痕。都城为什么会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其     

论汉代都城赋“润色宏业”与“博物猎奇”两大传统的形成及表现

都城文学传统经过先秦发展,在汉代都城大赋中得以基本确立,主要包括"润色宏业"与"博物猎奇"两大特征。前者或宏观展现长安的地缘优势,论证王权乃天命所归;或具体描写长安繁华,从审美及情感上让人对京都所代表的王朝产生心理认同,由建筑不朽联想到帝国基业的永存。博物猎奇传统的形成与大一统帝国人们的地理视野不断开拓有关。同时文教发达使得训诂、文字、堪舆学科迅速发展,让这种穷极描摹的写作方法成为可能。这一切使汉代都城赋呈现出富丽堂皇、"苞括宇宙"的艺术特点,深刻地影响了魏晋都城乐府、唐代都城歌行的创作。本文拟从都城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探究这两大特征的形成及在汉代辞赋中的表现。     

鲁明善的家世及其生平事迹考述

鲁明善是元代内迁汉地的畏吾儿人之一，他在农学方面深具造诣，著有《农桑撮要》一书。此书一直流传至今，在我国古代农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就鲁明善的家世及其生平仕履进行了研究。     

金海陵王改革与迁都燕京

海陵王完颜亮是金朝历史上一位特殊的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政治上设官分职,打破选用官吏的民族界线,推行科举制;经济上注重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思想与文化方面推崇儒学,吸收中原先进封建文化;迁都燕京。这些措施为后继者进行封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胡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发展为交椅,考诸正史,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之后是这一坐具运用得最为频繁的两个时期。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此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对这一坐具的变化都曾产生了影响。     

《中原音韵》的著作权问题

《中原音韵》是一部曲韵著作,元代以来的文献大都记载是江西高安人周德清所著。但从明 代开始就有人怀疑《中原音韵》不是周德清独立创作的,而是在前人韵书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事实上, 从南宋以来就有北音韵书传世,周德清在创作《中原音韵》的过程中确曾参考过这类著作,周氏因某种原 因没有作出明晰说明,后人才怀疑周氏的著作权问题。然而细致分析周氏定本《中原音韵》,虽前有所承, 但《韵谱》中所有韵字都经过周氏的重新估量和安排,故《中原音韵》的著作权主要还应归之于周德清。     

新疆回族历史辨误

回族定居新疆的历史始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学术界将新疆回族的源头追溯至唐代或元代的观点有误。新疆回族的分布特点虽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一样呈＂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格局,但其形成原因却与内地诸省区不尽相同,与清代的民族隔离政策、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