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富精神塑造的伦理维度

财富精神是财富良性发展的形而上意识域力量。在理性财富精神伦理逻辑图式的塑造中,伦理冲动力"义"与经济冲动力"利"结合形成合力,构成财富精神的动力因;包含生产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三要素的财富正义构成财富精神的形式因;追寻个体人和人的"类"整体永续发展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财富精神的目的因。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

《白虎通义》所列举的制度规范的那些具体条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大汉帝国所赖以制定那些制度规范的一般正义原则,那其实乃是"古今之通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论王船山以“公天下”为旨归的价值理念与精神特质

王船山以"公天下"为旨归的价值理念具有多方面的精神特质。君子理想人格的追求与豪杰精神的挺立,"生民之生死,公也"的民本价值指向,"畛其族类"的民族振兴情怀,以"古今之通义"升华的爱国主义精神等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这种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的道德原则性与引领作用。     

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

随着伦理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强化,正义成为重要的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政党追求正义表现为其代表"公益"、体现"公正"和树立"善"的观念.正义是一种能把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结合起来,对政党执政合法性进行判断的重要伦理价值取向.它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寻求执政合法性的伦理价值追求,为党解决改革和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礼”的伦理学意义的孕育与确立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礼"的传统源远流长。"礼"的起源很早,但起初它并不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而是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礼"成为伦理学范畴,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至孔孟才得以完成的。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孟子设计了由仁、义、礼、智构成的德性结构,使原来外在的"礼"内化为本心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属性。     

井冈山精神在新时期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中的体现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时期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精神内涵丰富而深刻。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价值体现在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方面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党执政理念的引导,有利于实现执政目标的"善"价值;二是对党的执政制度伦理的影响,有利于实现执政手段的"善"价值;三是对党员干部道德人格的影响,有利于实现执政主体的"善"境界。要实现井冈山精神的当代价值,应该在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手段、执政主体三方面所构成的执政伦理建设体系中充分挖掘其内含的伦理价值资源,使井冈山精神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觉、自强的依据。     

伦理的世界:人与价值存在的二维解析

伦理不仅局限于对“义利”之辩的兴趣之中,它同样也是人与价值存在的“联合体”.对人的肯定,不仅彰显伦理对主体人存在的“生命意向”认同,而且还意味着伦理对人的存在予以“情感式”内在价值认可.而价值存在的社会延伸,实质就是伦理的意义产生,一则是伦理世界中的价值应然意义,另则就是伦理世界中的精神价值意义.人与价值存在的“联合体”构成了伦理世界中意义存在的无止境,伦理世界中不存在意义的终结,只有伦理的“至善”.     

论“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

"耻"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范畴和重要方式。在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向度里,耻的哲学建构方式和价值存在方式、伦理约束方式不尽相同。耻在儒家那里不仅被建构为人之本体性存在之伦理性情(内部世界),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将意义世界(内部世界)与生活世界(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体现一种"内外"相通的伦理精神。而在西方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以神秘的"身体——心理"的经验描述方式将其伦理价值阐述为"人之生存方式"。在西方宪政文明里,耻经历了身份伦理到理性契约伦理的转换,成为对"制度正义的自我支持的道德态度",以适合政治自由主义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社会无耻现状,应从"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方式上寻找原因,并从"点睛"(社会主义制度)、"荣辱的初始条件"(市场、货币、资本)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之间寻找张力和契合点,重建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人性假设与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的集团文化形态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 ,派生出了“以善抑恶”的善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和”性正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经济文化形态则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 ,演绎出了“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法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从历史的进程看 ,一个社会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只有平衡协调发展 ,使集团原则和经济原则处于均衡状态 ,把对个人利益动力的驱使放在尊重集团原则维持秩序的基础之上 ,才会使社会秩序文化真正繁荣起来。所以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取向和基本理论 ,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 ,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中华伦理范畴与中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

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合理性,就在于与时偕行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以其伦理精神价值的具体合理性适应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的需要。中华伦理范畴在和合学"竖观"、"横观"、"合观"的视野下,其逻辑的结构性,思维的整体性,形态的动静性,历时同时态的融合性,内涵的生生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价值合理性也得到了完善的说明。     

和谐伦理之圆解

和谐伦理,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调适指向的金规则。善道呈圆,圆善之道的伦理向度是善善互动,圆圆相映。一个个的向善之圆相互衔接,相辅相成,有机构成了和谐发展的圆善之道。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伦理向度是伦理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向善、达美之圆。其终极价值是万有存在的协同演进,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个善善互动、圆圆相映的和谐伦理之圆中,万有存在共同体得以编织出天道酬善、万有向善的因果之网,展示出和谐发展的圆善之道。和谐生善,大德象圆,和谐伦理"圆理"要求我们师法大自然和谐酬善之道,描述万有向善之圆,与万有存在同忧同乐,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物"的和谐理念,不断逼近与万象同乐的大德之化境。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王夫之对“户异其说”思想的颠覆与辨正

王夫之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且"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王夫之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他颠覆了以往人性学说的独断论思想,并从形而上层面阐释了人性缘何为善的问题,使学界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与动力机制

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逻辑从"生存优雅与灵魂安顿"的生态精神高度,深度反思生态治理的价值秩序及治理主体的生成,努力揭示"大治理时代"一个更为根本、更为实质性的问题:"真正意义的国家治理是基于生态治理革命性变革意义上的‘治理实践自觉’",而此种实践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治理主体生成及现代个体生态正义观念的正当性、实践合理性规范理据。因此,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探寻必将是人类安全性生存之生态性、价值性发展的基础。在现实实践中,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及人学向度则是致力于构建、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中国生态安全的动力机制,最终促成中华民族优雅、健全的生态精神生活秩序与和谐心智生态图景的确立。     

制度正义、伦理秩序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既指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也指人们精神心灵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也是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伦理期待,相对于道德而言,制度安排是绝对优先的.和谐秩序的真正确立,必须以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公正处理为前提.但也只有建立良好的伦理秩序,提升人的幸福感和自由度,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制度之善与幸福宁静的人生之善共同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中庸: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

讲求与遵行中庸之道,践行与修养中庸之德,始终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以及中国人孜孜以求和勉励为之的伦理价值目标与生活信念.中庸所确立与规范的道德生活是一种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道,并以人道来与天地之道相配相参,进而使人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道德生活.它借助并通过命、性、道、教和庸言庸行来表现与实现,并以尽性知天、体天恤道、率性修道为精神要义.其宗旨是使人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中庸贯穿于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统领一切价值的精神枢纽与价值基质,使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呈现出一种执中取正、贵中致和、用中守常的中正之道的性质与特征.     

以天下大义为名义的合谋——《史记·刺客列传》豫让刺赵襄子文本的儒学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希望以"士"扬名天下后世的豫让刺赵襄子的传奇故事。笔者从儒学的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了分析解读,揭示了豫让与赵襄子本质上的合谋关系:两人均遵循"天理"这一天下大义,一起维护以"忠"、"义"、"仁"为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从而成为对方眼中的"天下之贤人"。而正是在这一伦理规范中,豫让与赵襄子两个人才得以顺利地订立了契约,并实现了性命与名望的交易。     

伦理视域下的现代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社会保障是一项具有伦理性质的制度性安排,有着独有的伦理维度。从现代社会保障的伦理维度考察,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人的需要、人道主义、社会正义与公民权利的实现。从和谐社会这个更为宽广的视域考察,现代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它有助于达致一个稳定、公平与文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