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社会资本的支持以及"干中学"提升其就业能力。考虑到教育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应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就业能力;依赖社会资本的支持提升就业能力,需要强调完整的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激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在职培训,充分利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搜寻中所依赖的草根力量,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就业能力;"干中学"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以就业为前提,并与劳动者个人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     

异质性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明显。如何改善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目前政府或企业等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华东地区三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八个县(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满意度的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各项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等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则是改善农民工生活与发展环境最核心的内容。基于湖北省6县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及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工作机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有重要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从提高学历、提升技能、增强耐受力、提高政策关注度和拓宽信息渠道等5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个体差异研究——基于1613个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1613个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总体上偏低,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外出务工时间和不同政府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且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随之提高;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无显著的个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培育和践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切入点,必须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核心价值观。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上赞成并拥有时代精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主要因素,其中,网络媒体环境、个体价值观和创新性、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影响较关键且具有正向作用。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精神,应积极、正面、客观的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家庭文化资本。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与供需调查——基于浙江省的调研分析

内容提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者,目前其就业能力问题突出,是社会就业的弱势群体.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方式调查分析发现,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需求变动具有现代性特征,但政府体制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制约着其就业能力的提升效果,破解能力问题需多管齐下,消除体制性障碍,整合社会资源,全面提升其职业能力素质.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

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进程,不仅可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可以带回发达地区新的市场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试图从政府、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机构培训、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关联性入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并且从政策扶持机制、人力资本投入机制、立体化培训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制度设计角度等方面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的具体政策建议框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调查——基于2012年河南省4市的数据

基于2012年河南省4市的调研数据,文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文化程度高、精神享受高、维权意识高、工资低等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主要存在期望工资偏高、劳动关系和谐度低、参与就业培训积极性不足等问题.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尝试推行政府、企业、工人、社会组织的四方联动机制,构建合理的培训体系及规范从业标准是应对上述问题的主要对策.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     

基于就业能力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承诺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军,由于自身特点及企业支持的缺乏,他们的流动率极高,给企业造成管理混乱的同时也不利于自身就业能力的提高。企业应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以提升其就业能力,从而增加组织承诺。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