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

“乡土中国”最集中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随着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 ,“新乡土中国”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40年代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相去甚远。在“新乡土中国”里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主法治社会无疑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诚然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仰仗多元“合力”,通过架构和催生各种路径实现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诸种“合力”中 ,“制度下乡”是构筑现代性的“新乡土中国”民主法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     

徽州阳宅、阴宅“动土”仪式

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费孝通先生深情地写道：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对乡下人来讲，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在古代数量占着最多的神无疑是“土地神”，土地者为最近于人性的神（土地公、土地婆）老夫老妻自首偕老的一对，管看乡间的闲事，他们象征可贵的“泥土”。正如费先生所说，徽州各地几乎村村都有土地庙（镇山庙），供着土地神镇守一方的土地。     

城镇化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是被学界疏忽的问题.中国古代市镇从乡土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依托乡土社会成长,凝炼和提升了乡土文化,是乡土社会的有力支撑.殖民化城市的发展,对乡土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提上日程.凋敝的小农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和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国时期乡土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社会各界于三者虽有所侧重,但城镇化几乎是不约而同均予选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近代发展史看,“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相对性: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改造乡土社会又是我国城镇化的动力.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及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论析

乡土小说是 2 0世纪 2 0年代中国文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写实派作家在坚持“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前提下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 ,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 ,从整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追求。恋乡心结是 2 0年代乡土小说产生的重要根据 ,乡土作家们以一种深意的笔触去营造乡村世界 ,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 ,使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 ,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在创作中去精神还乡 ,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可以说乡土成为 2 0年代乡土作家创作的不可抵御的永恒诱惑 ,从而促成了2 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繁荣     

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     

“郊区社会”的兴起与城乡关系的新变革

在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探讨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及其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和“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而现代社会和“城市中国”又尚未到来,中国社会处于“郊区社会”日益兴起的阶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郊区社会”具有独特的社会构成、形成机制、特征和功能。“郊区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不仅具有社会实体的指向性,而且是理解我国城乡关系的一个新范式。     

对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与反思——以"乡土法治学派"为视角的分析

以乡土社会为视角来探索中国法治进路,并强调国家法向民间法的妥协,这是对我国法治所承载的史命的误读,而且这种研究结论也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客观上,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距,中国的法治从一开始就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型”。相反,是“先城市、后农村型”。就法治探求而言,“乡土法治学派”的态度是比较消极与急功近利的,他们研究的视野主要是现实中的非法治化现象,这主要源于他们认为中国的法治是“爆发型”,而非“潜移默化型”。     

彭家煌乡土小说论

彭家煌是“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优秀一员，他以溪镇为自己着力表现的乡土 世界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人性与人的价值等层面对溪镇人的生存状态作了充分展示。通过对 封建传统的批判，显示出小说内在的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内涵。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论文学书写与城市想象

与“城市”相对或并举的是“田园”与“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后两者可谓永恒的主题,我们拥有成熟、发达的田园想象或乡土想象的艺术手段。而对于城市的想象则起步较晚且路径曲折。中国文艺中的城市想象出现于20世纪,并且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天津等为数不多的近代发达城市,一直在所谓“乡土中国”的氛围中曲折前行。     

论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乡土性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按“三个代表”思想对湖南近代历史进行矢量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动员的乡土性决定着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与败。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

本文历时性地考察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乡土小说演变的过程 ,认为 2 0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乡土小说虽有不同的特点 ,但都可以缘着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 ,找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共同“结穴” ,这种寻觅 ,对于两岸文化之根的整合 ,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近代小说写作的民族意识与乡土情结

民族意识与对民间和乡土的追索有着天然的联系与相关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处于民族危机中的晚清知识人,必然生发出对于乡土与民间的重视和兴趣。他们一方面把民间资源作为文本通俗化从而“新民”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身处民间和乡土的包围之中,中国古典时代所特有的文化一体化的状况,使得民间以及乡土文化积淀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影响了他们的文本创作。因此,对于民族命运的焦虑和对民间乡土的有意无意的追恋便成为了除西学东渐之外,中国近代小说写作的又一重要语境。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与“乡土重建”——吴景超与费孝通的争论及其启示

针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的困境,吴景超强调“都市意识”,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费孝通则立足乡土中国,主张“乡土重建”。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看待市场和权力这两种资源集聚方式;二是如何看待市场导致的资源集聚。费孝通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壮大,并非全是市场所致,更有权力的影响。忽视这个因素,一味主张发展都市,不仅不能救济农村,还会伤害农村。吴景超对此则缺少警惕。在这个层面,费孝通的“乡土重建”论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对于市场导致的资源集聚,费孝通也有担忧,因而主张分散的乡土工业。吴景超则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认为都市化的集聚能够带来很多好处,中国应从都市角度思考农村问题,“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看法更有前瞻性。费孝通主张的乡土工业,终究有其限度。两人的不同思考,为我们反思当代的大城市与小城镇之争带来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