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绩效——基于武汉市商业银行的调研分析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既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也能推动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变"输血"为"造血",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通过对武汉市商业银行针对"三农"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调研分析,揭示出由于存在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风险控制缺陷、使命漂移、精英俘获、信息沟壑等问题,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输血效果不足、造血功能有限.要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多样化创新性产品与服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挥金融科技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机制,使数字普惠金融"造血"机制更好地作用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模式研究

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对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目标有重要作用,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不健全,直接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国际上存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两种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微型金融组织,更加适合采取非审慎监管模式,同时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系,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

2005年,联合国《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首次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它的发展开始得到广泛关注。普惠金融又称包容性金融,是一种可以全方位有效地为全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系统、全面地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研究,立足金融需求研究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征,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探讨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导及缺乏外部资金来源的小型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农村批发金融机制。在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批发金融机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批发金融机制的理论框架、参与主体和制度要素,从而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为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供可行的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有效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型金融服务模式为切入点,构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2011-2018年中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城市差异和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从多个维度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支持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途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其在经济总量较大、融资可得性较强、人力资本较高的城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的作用。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从金融服务便捷度、金融服务参与度、金融服务质量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模型评价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并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上海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将30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为普惠金融发展较高、一般、较低等三类地区。我国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服务创新等方面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来自1 867个县（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来自中国1 867个县(市)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生产率增长提出了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加金融资源在中西部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扩大内需、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亟需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普惠金融数字化是否有效释放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消费环境优化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文章在系统梳理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关系原理基础上,利用我国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消费环境优化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传导机制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普惠金融数字化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普惠金融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环境优化进而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即消费环境优化是普惠金融数字化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传导机制;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即在消费环境的不同门槛区间范围,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差异较为明显,随着消费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也会不断增强;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与发展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全面释放,但相对于生存型消费,普惠金融数字化更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文章研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深耕普惠金融数字化,促进其与农村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加强网络消费贷款与互联网金融等数字化金融产品创新,统筹区域间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协调发展,助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全力推进消费环境优化,将消费环境治理聚焦于农村流通领域,构建通畅高效的农村流通设施体系,建设系统的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营造安全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充分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制定差异化的居民收入提升策略,科学规划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统筹解决"一老一小"人口结构问题,系统发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居民消费协同效应。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竞争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路径

现阶段农村金融存在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社独大”的局面,农信社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金融的有效竞争,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山东莘县农村金融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就和问题,提出农村金融改革建议,即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垄断地位,建立与农村多种融资需求相匹配,政策性、商业性、社区性、普惠制、合作制和民间金融等多种金融组织并存的竞争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究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小额信贷发展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小额信贷”的理解存在偏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快,存在“目标偏移”的倾向,社会资金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脱节.指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在路径选择上应该注重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培育.提出从开展社会绩效评价、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实现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