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与金承光先生商榷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道义逻辑不是因为实际应用而产生,它不能够即时的被法律逻辑所应用并不表明它毫无作用;即使是在应用领域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前景;在知识表达领域,在多智能主体系统领域都可以看到道义逻辑在发挥作用。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与金承光先生商榷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道义逻辑不是因为实际应用而产生，它不能够即时的被法律逻辑所应用并不表明它毫无作用；即使是在应用领域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前景；在知识表达领域，在多智能主体系统领域都可以看到道义逻辑在发挥作用。     

李白《静夜思》考证——兼与张一民、王彩琴二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李白《静夜思》的重新解读,否定了前人之说,重新考证了《静夜思》的作时和作地,即认为李白《静夜思》当作于天宝六载（７４７年）至天宝八载（７４９年）秋,其时李白在金陵     

两种教师发展模式论比较--兼与台湾学者饶见维先生商榷

教学研同期互动模式是笔者建构的教师自主发展模式,教师的自主发展就发生在教学研同期互动模式的运行过程之中.通过这个模式揭示了教师自主发展的发生学原理.笔者试与台湾学者饶见维先生提出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论进行比较,旨在凸现教师自主发展模式的特点.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

无论从史实出发批评罗香林过分强调客家的中原汉人血统,还是从族群理论出发批判其“族群中心主义”,可能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罗香林研究客家时的社会情境和他对客家判定的标准。罗香林注意到了客家与畲民之间的血缘融合,从而发明和解释了“民系”理论,并从文化上来论证客家民系之优秀。罗香林对客家的界定,依据了客家人士的访谈,暗合了族群理论,也揭示了他那个时代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地域范围。1930年代前后,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存在着对客家人和客家地区的自我认同,民众对谁是客家人,哪个地方是客家地区,其实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和相对清晰的界限。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三省交界地区宋以来的历史进程,或许对思考客家学自产生以来一直挥之不去但又无法得到正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客家”,产生新的认识。     

是逻辑服从修辞吗?——与马春暄、宋光中先生商榷

<正>马春暄、宋光中先生,在《语文学习》(1985年第10期)发表的《当语法、逻辑与修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一般地说,修辞是不能摆脱语法、逻辑而‘一意孤行’,但是有时候为了某种表情达意的需要,为了取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修辞倒可以摆脱语法、逻辑而‘别出机杼’。所以,当修辞‘别出机杼’的时候,语法逻辑也就不得不服从修辞了。”简言之,当语法、逻辑与修辞发生矛盾的时候,语法、逻辑服从修辞。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且不谈语法与修辞的关系,仅就逻辑与修辞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再辨--兼与颜廷亮先生商榷

本文对时人有关黄世仲生平事迹研究中的几个错误进行了辨正,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耶稣是如何走向十字架的——与周楠本先生商榷

周楠本认为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引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未能反映犹太历史的真实”，其实，鲁迅的引述基本符合福音书的记载。周文用阶级论解读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既不符合耶稣时代犹太社会的政治形态，也曲解了耶稣的思想和行为。《圣经》是建立在有神论根基之上的。在福音书里，耶稣自始至终是作为有神性的人子被记录的。若依照福音书为史料，对耶稣作正面论述，则须放在神学语境里才能进行，而不能纳入阶级对抗政治变革的话语系统。     

格林先生是可以找到的--与李鑫华先生商榷

索尔·贝娄的短篇<寻找格林先生>包含一系列二项对立的意义建构.李鑫华先生依据美国新修辞学家伯克的认同学说对此短篇进行解读时忽略了文本中的二项对立建构,因而得出的阐释结论不符合小说实际.     

共同利益是普遍利益吗?——与沈湘平先生商榷

在人类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中,个人利益是前提,也是基础,社会的其他利益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个人利益对应的是社会利益(共同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特殊利益对应的是普遍利益,如果把共同体利益等同于普遍利益,实际是把普遍利益的内涵缩小,而把共同体利益的外延扩大了,实际是把共同体利益扩大等同于普遍利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利益替换成社会的普遍利益.     

孙中山宗教信仰的社会学分析——与周兴樑先生、田海林先生商榷

孙中山信教与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家庭关系、教会教育与社会际遇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基督教有助于他的社会化,影响他职业目标的选择与政治理想的生成,基督教教义与精神也成为他构建“革命学”的素材.他将基督革命化,运用基督教对其革命事业进行合理化的诠释,从而实现了宗教信仰与政治革命的融通与趋同,并形成了一种救世主情结与高尚的圣徒人格.     

选择科技文献认识策略的研究——兼与Brown先生和台湾沈宝环先生商榷

选择现代科技文献是件令图书馆员十分头痛的事。就连“美国最大型科学团书馆——芝加哥市的约翰克里拉(The John Crear Library)图书馆馆长白亭顿(Willian S.Budington)”也“慨然的指出:‘对于其他类别图书,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能应付裕如,唯有对科学性出版品,我们一筹莫展,只好听天由命(We give up)。’”既然科技文献这么难以选择,自然会使人们提出对它们的“认识策略”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要摆脱目前这个困境就需要我们去探求一条“正确的认识策略”。科技文献选择不好,不仅经济上将遭受严重损失,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它要影响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速度。因此,我们只有在策略上高人一筹,行动上抢先一步,才能跃到别人前面。由此可见,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也谈美、审美与艺术——兼与王祖哲先生商榷

也许是同为高校讲授美学课程的教师的缘故,看到王祖哲先生的《概念分析：快感、美、美感、审美与艺术》一文（下文简称《概念分析》）颇有共鸣。教师不同于一般的美学研究者的地方是每天都要面对学生,每每开课总想把本学科的基本概念讲得尽可能清楚。而尴尬的是美学课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祖哲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曾经思考而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感谢祖哲先生充满思辨力量的精彩论文激发起我重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的热情,     

公德与私德——与陈晓平先生商榷

公德租私德是道德领域中两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涉及到各自的准确界定问题,同时也涉及到相关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问题。陈晓平先生在《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发表的《公德私德研究》,试图综合张华夏和盛     

也评《李白与杜甫》——兼与谭、宁二同志商榷

郭老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京赴奉先县咏怀》)显然是脱胎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并且说:“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见《李白与杜     

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与裴显鼎先生商榷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其中第7条对刑法第163条作了修改: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解释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针对裴显鼎先生关于“这一修正案的施行,为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按刑法第163条的规定,定企业人员受贿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的解释,笔者认为,普通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行为,既不能构成受贿罪,也不构成企业人员受贿罪;裴显鼎先生的观点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是自相矛盾的,违背了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不适用类推的原则。     

晚年一半是故乡——美籍华人、台湾著名剧作家薛沂先生记略

在江苏省中部沿海的东台市朝阳新村一幢别致的单元楼里,隐居着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7旬老人,看上去像50出头,精神矍铄,谈吐优雅,思维敏捷,书生气十足,他就是曾经红遍港台及东南亚的著名剧作家薛沂先生。 在台湾30多年中,他先后创作出影视剧作品1000多集,与他合作的影视明星中有6位先后获得台湾“金马”影帝、     

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与王天奖先生商榷

1958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刊载了王天奖先生“关于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一文,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中、下层之对于太平军,并不象某些同志所認定的那样,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抱着完全对立的态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前期,还是曾经接近过,或试着接近过太平军的。另一方面,太平军对于地主阶级,主要是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在一开始时就对他们采取敌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