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儒商人格及其对现代市场主体的影响

本文以儒商为鉴,通过对儒商人格本质特征的深刻分析,针对目前我国市场主体的违法缺德经营行为,提出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应弘扬儒商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儒商人格。     

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

本文首先使用“地位落差”和“地位差距”概念阐述了转型期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状况,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在分析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的原因时,本文认为,重塑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     

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

阶层结构变迁是当代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急速变迁,社会学家从不同视野出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从地位一致性和阶层结构化的关系出发,依据东北地区调查资料可以获得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凝固化的理论观点,地位维度的变化体现了阶层结构变迁的深层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的非均衡性和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因此,应当从不同阶层成员的具体利益出发,通过合理社会流动机制的建构,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公正、合理、开放的阶层结构。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社会进入转型时期 ,分层和流动机制发生重要转化 ,同时以往的体制的潜功能仍然存在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及流动状况就反映出这一特征。转型社会中的结构重组与社会整合问题 ,关系到新结构、新秩序的稳定性 ,公正、有序的整合需要有效的制度创新。     

儒商精神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理想人格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利己”,每个经济主体要实现利己的目的往往具有并且仅仅具有两种相反的手段“损人利己”和“利己利他”,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理想人格应表现为“利己”和“利他”的统一,传统伦理精神尤其是儒商精神对这一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了理论背景和实践启迪,形成了对现代企业家理想人格的内在牵引,但要实现这种牵引,造就更多现代儒商还要做很多方面的努力。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儒家"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人格塑造

"儒商"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历代商人追求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君子人格论思想是儒商追求的至高境界.现代儒商必须在继承和发扬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德商"、"智商"、"胆商"和"情商"四种品格,才能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事业的成功.     

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

教育在我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中起着十分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如何有效地促进社会中下阶层向上的良性流动 ,扩大整个社会的中间阶层 ,是现阶段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改善教育这一途径 ,可以切实有效地促进社会中下阶层的向上流动 ,并能具备一定的规模性。     

城市居民网络精英关联度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基于JSNET 2014八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揭示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对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受自身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以及受自身社会网络关系人的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信号,能为其拥有者提供符号性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因此,城市居民无论自己是否为精英,其社会网络中拥有精英关系人、精英关系人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均能导致其阶层地位认同提升。而且,社会网络精英关联度越高,拥有者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就越丰富,阶层地位认同就越高。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     

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定问题研究

阶层是人们主观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个人阶层归属和地位的主观认定是社会阶层研究得以操作化的重要基础.个人地位的主观认定为我们研究阶层地位及其排序提供了重要路径,也为我们研究影响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个人主观的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深入研究二者及其关系,对于深入了解社会阶层排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具有重要帮助.     

明清广州儒商的社会构成与商业经营

儒商主要指因各种原因而弃儒从贾的士人学者。明清广州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道德水平。他们善于审时度势,重视管理,注重公平交易,诚信不欺,表现了自强、克俭的经营作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商业遗产,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孝因群分：阶层地位与赡养行为

如果说子女的赡养行为直接影响老年人福祉水平,那么,反映群体差异的阶层地位是否影响个体赡养行为,即产生“孝因群分”呢？通过对2017年CGSS数据分析可知,“孝”确因“群”而分：个体的阶层地位对赡养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阶层地位越高的个体赡养行为更为积极。其中,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越重视对父母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职业地位较高的个体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则更为频繁,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更能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从主观指标来看,阶层地位自我感知高的个体对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需求满足提供支持更为频繁。这就要促进教育公平、拓宽职业上升空间、提高个体收入水平及获得感,推动个体积极赡养,实现老有所养乃至老有颐养。     

当代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与成人教育

中国社会合理的阶层结构应该是"两头扁,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即中间阶层占有相当的比例,由此可见,加大中间阶层的比例对合理的阶层结构的形成,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探讨了成人教育在此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合化及其社会后果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层不分化、分化、合化、分化的交替进程,影响阶层分化、合化的三个自变量分别是资源特性、组织权力与公共权力。资源特性、组织权力在自发运作的市场中导致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具有必然性,公共权力则具有选择性。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强力资源拥有阶层兼组织权力阶层结盟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有发展但是不稳定;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弱力资源拥有阶层结盟时,阶层合化出现,社会稳定但是不发展。要使社会既稳定又发展,阶层之间应该既分化又公正,公共权力阶层应该是不自由的,受制约于各个阶层并代表各个阶层。     

儒商萌现--浅论《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已经出现了儒商的形象,这是文言小说的重大收获.儒商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诚信为本的经商道德,义利合一的经商准则,诗酒儒雅的经商心理,科学理性的商务管理和回报社会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下位性、官本位和农耕圈是《聊斋志异》儒商的历史局限.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