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语言中道观研究

无论是禅师还是学者,对禅宗不立文字之说历来争议颇多。禅宗的语言观也大体经历了从不离文字到不立文字,再回到不离文字的阶段。究竟是两者兼顾还是绝对的不立,取决于禅宗的修行方式以及禅者的修养境界。禅宗认为,对宇宙真相的认识,既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这是禅宗对文字认识的中道原则,也是禅宗的语言特色。两者看似矛盾,实则融通无碍,互为一体。不离文字是认识禅理的前提条件,不立文字是在不离文字的基础上对文字的超越,是领悟文字以外禅理的终极方法。     

海德格尔与禅宗语言观的对读

海德格尔与禅宗在语言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其对主客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后期的延续．也是非对象化运思在语言观上的表达。禅宗以得悟为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认为“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乃是存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这一观点与禅宗“心非相,非离语言,非不离语言”的观点存在对话的可能。     

禅宗语言观及其实践

禅宗的语言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继承了教内教外的传统观点;同时又深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内涵,并体现在它的宗教实践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它推动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石里克语言分析与禅宗超语言

自惠能以来的中国禅宗,无论是在自我修行的内在证悟方式上,还是在接引弟子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手段上,皆闪烁 着“不立文字”的影子。通过杜绝语言文字对真如妙法的曲解进而引导信徒透过内心之虔敬而到达智慧彼岸。相较于西方20 世纪开始广泛流行的以石里克等人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探究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前景时,提出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 从而解决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与中国禅宗之“不立文字”似有相反而又相通之处。在双向研究禅宗的超语言逻辑与 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分析路向的基础上,对二者通而不同之处进行研究,以求获得新解。     

论禅宗副语言及其交际功能

禅宗旗帜鲜明地反对言教,但在禅教活动中又不得不使用语言,因此陷入了教义与实践的矛盾.副语言的使用,既保证禅师不说出有固定语义的语言,又向学人传达了佛性不可言传的宗门意旨.同时,副语言呈现了人物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有效地辅助了语言,使得禅宗语录中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千载之下,犹如直面.     

新的语言观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新的语言观正在形成,其核心是语言资源、语言生态、语言权利。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也是政治和经济资源,是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在动力。积极的语言生态观,追求语言之间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建设双语、多语和谐的语言社会。语言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对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语言观,是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思想基础,也是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     

语言的困境和美学的使命——庄、禅语言观的现代观照

庄、禅对语言文字的态度是令人瞩目的。说到庄子，人们多会论及他对语言文字的尖锐否定；谈到禅宗，人们也会想到它“不立文字”的论断。但令人困惑的是，他们的否定与谴责又恰恰藉语言才得以发出。《庄子》三十三篇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作者的一个自我否定，正如白居易的《谈〈老子〉》云：“言者不知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而禅宗，由“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嬗变，也一直给了语言文字以生存的地位。这其中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探讨这一熟知的历史事实，可以为我们正确评价庄、禅的语言观开辟一个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转向缘由及价值意义     

论禅宗心法及其与西方冥想观的异同

当代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为解决当代人的焦虑、烦燥等心理问题，吸取了禅宗心法的有关理论，但他们把禅宗等同于冥心静坐、沉思默想。其实禅宗心法是工夫与见地、祥坐与生活、渐修与顿悟的统一。     

论围绕“语言”与“言语”观的外语教学

语言与言语长期以来成为语言学派和语言教学流派的关注点和争论点,语言观或言语观决定了外语教学的走向,推动了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发展。探讨各语言学流派的语言与言语教学观点,用以说明语言教学中语言与言语的相互关系,揭示外语教学沿革历程,以此讨论来促进我们形成正确的教学思想,指导我们的外语教学。     

禅宗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语用诠释

迄今对禅、维语言观的比较多从纯哲学角度进行。从语用学的意义和语境视角对禅宗“不立文字”、“平常心是道”与维特根斯坦“不可说”、“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的语言思想进行比较也是有意义的,前者的“佛法大意”对应的是后者“不可说”的“人文意义”。意义和语境是奠定禅维瑰丽的语言哲学宫殿不可或缺的基石,是其语言思想跨越时空鸿沟,镜像映照的秘密所在。     

庄子与柏格森的语言观之比较

柏格森指出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认为它是僵化的、静止的和空间化的,因而无法表达动态的、整体性的和时间性的心理绵延,庄子也论述了言不尽意的语言观。他们都认识到语言不能表达直觉,不能认识实在,而他们的哲学著作都具有文学特质,都采用诗一般的语言,构建了他们独特的诗化哲学。     

明末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

在明末佛教昌盛的环境中,隐元隆琦复兴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开出临济宗黄檗派.南明时期,应长崎唐人邀请,隐元等黄檗派僧人先后东渡,弘法日本,终于开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形成黄檗宗.黄檗派所代表的大陆佛教,为生机不振而亟待重生的日本佛教所接纳,得以开立新宗,延续至今.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及其衍生的黄檗宗,在中日佛教乃至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南禅左派般若哲学描述

比照晚明王阳明心学系统中的王学左派,南禅左派是指以中晚唐青原、南岳禅系为代表的禅宗派别。般若论是南禅左派的精神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种本体论、世界观和价值观。“本来无一物”,是南禅左派般若哲学的“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南禅左派的般若哲学就在他们呵佛骂祖、敲锅打地等一系列极富特色的禅机禅语当中,就在他们对生活的极其准确、细腻而深刻的感受之中。这是完全彻底生活化的般若哲学。     

论禅诗的禅疗及其心理保健意义

禅诗是随着禅宗在中国的传播兴盛起来的,它携带着禅的信息,具有禅疗和心理保健的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禅诗宣扬的四个方面的禅理中:自性即佛、空观世界、无念为宗、随缘任运。仔细体悟禅诗中蕴涵的禅理,可以调整认知结构,改变不合理信念,化解不良心态,疗愈心理痼疾。     

语言世界观多元论——八论语言的体验观

语言世界观主要研究语言与思维(即认知)、与现实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论述语言在世界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当前,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四种基本观点:(1)反映现实论;(2)认知假说论;(3)语言决定论;(4)语言思维二元论.前三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单向论述的倾向,且这四种观点都没能将社会文化因素考虑进来.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认为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这四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多元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此框架中提出: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的决定关系;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现实的影响关系.笔者近年来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重点论述了语言体验性,一方面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作了理论铺垫,另一方面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也为语言体验性提供了证实.     

纵横任我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禅意花中寻--林清玄以花释禅的三种方式

台湾散文作家林清玄的佛学散文常使用花的意象来释禅,在给人带来禅学开悟的同时也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他一般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以花示禅;二是以花喻禅;三是花禅相融。林清玄将禅意与花的精神相融合,使他的散文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给精神焦躁的现代人带来佛性的启示和开悟,读起来回味无穷。     

浅谈小说视角转换的语言特征及翻译

视角转换是反映小说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的重要写作技巧,一般通过转述语变换、模糊指称和运用体现叙述者价值判断的特色词语来实现。由于视角转换翻译存在文学效果缺损现象,因而译者应当充分考虑中英文的特点,必要时在词法、句法上实施转换。     

语言观脉络中的中国当代诗歌

朦胧诗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的泛语言化氛围中的三条脉络,与重新发现的中国传统语言观一起,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直至建立一种语言的发现观,表明当代诗歌已经完成语言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与人的循环关系,而当代诗歌中的语言有"他性的自主"倾向,表现为"语言的历险",一方面创造出新的具有延展性或多维的映射性的隐喻形式,一方面也暴露出当代诗歌内在的虚弱,由此产生的诗歌"虚无化"应当警惕。     

《老残游记》语言面貌管窥

《老残游记》的语言面貌主要是晚清口语化的白话底子，这种口语成分一部分是唐宋尤其元明以来的近代白话，一部分是清代甚至晚清才新兴的口语成分，另外《老残游记》中也有一些文言成分，一部分是语境的特殊需要，一部分是作者受文言作品不经意的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