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太子丹的最后结局

燕都蓟城(在今北京大兴西南)被王翦攻拔后,太子丹率精兵逃亡辽东(今辽宁朝阳市西北),秦青年将领李信急起直追。太子丹的结局如何?史书记载不一。 《史记·李将军列传》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秦攻拔我燕,燕王亡,徒居辽东,斩丹以献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称:“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司马光也觉得不易断定哪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此在撰写《资治通鉴》时只好采用了模棱     

南燕国考

两周时期有两个燕园，一个是召公之燕，即姬姓之燕，另一个是伯之燕，即姓之燕。在古籍中，召公之燕常称北燕；伯之燕常称燕或南燕。兹钩稽古籍，考察南燕历史。一、伯身世《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资逵曰：“伯，南燕祖。”考诸《国语·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膝、箴、任、荀、僖、儇、依是也。”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以为“伯当是受姓者”。据此，南燕祖伯为黄帝之后。二、南双活动地域及事迎南燕破封为们投x。市燕在先令古路中，很早我见于价7经·大雅·韩奕》。《韩奕》口：‘”…     

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

召公奭是商末周初著名历史人物之一,然而关于他的身世,却是自汉以降二千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召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召公奭仅是“周之支族”,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远。本文通过对相关古典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西周燕召铜器铭文中“日名之制”的分析,认为召公奭并非如某些文献所言为周文王子,困为“日名之制’是殷人使用的制度,周王室是不采用的,召公氏族虽与姬周同姓却是“周之支族”,此族本与姬周本支同居西土,后从本支分离出来迁居于东方“召”地,“召”随后演变为此姬周别支之氏族名、国名。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试论项羽形象的悲剧美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把不同时期的人物事迹贯穿起来,展示了我国三千年的兴衰历史。作品中的人物身份不一,性格各异,但总的看,《史记》中的人物都具有一种英雄气质和悲剧性质。“《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大多是有理想、有目标,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他们对历史的发展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或者至少曾经对当时社会有某种震动,对后世产生过某种影响。”项羽是司马迁笔下描写最成功的悲剧英雄人物,具有崇高的悲剧美。     

说“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救斗者不搏撠”之“撠”,今人训诂约有四解: 1、如“戟”的“繁文”,即古代兵器。(陈直《史记新证》122页) 2、剌。(《辞海》修订本)又,击剌。(《辞源》修订本) 3、弯起胳膊去拉住东西。(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文选《孙膑》注) 4、以手指叉人。(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82年)诸家之说虽异,其源盖本于唐司马贞、清段玉裁二人的训诂。     

孔子观周考辨

“观周”是孔子早年的重要经历。作为先秦儒学旧案,一直聚讼纷纭,至少有三种版本:《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认为是青年孔子的第一次远行,目的是问礼老聃;《庄子》后学认为孔子问道于老子,时间在孔子五十一岁以后,地点在南方沛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孔子观周与作《春秋》有关,时间应是孔子晚年。此外还有《严氏春秋》记孔子与左丘明“观周”的说法。由出土文献透视“观周”事件可见战国晚期儒道思想之间的互融互证。孔子早年生平资料的阙失导致后人对“观周”传说理解的歧异。     

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成县

辽西郡的设置,始于战国时代的燕国。《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说明燕国在设置五郡的同时,并在其北界修筑了长城。后来秦始皇灭燕,仍置辽西郡,西汉因之。《汉书·地理志》云:“辽西郡,……县十四: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从,交     

“为好会”辨正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如下的话:“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以及中学语文课本上均是象上面这样断句的。但是有相当多的书则不然,如北大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梁弼的《史记故事选译》、安师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皆标点为:“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黄岳洲先生在《文言难句例释》中也力主此说。他还申明了理由:“‘好会’的说法特别是在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史记》断限考略

《史记》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论这一角度,考察《史记》断限。一、《史记》的两个断限计划《太史公自序》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下限上。梁启超认为《自序》末段“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窜入的。其理由是:“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     

蔡蒙考异

南朝宋时裴骃在《史记·夏本纪》中给“蔡蒙旅平”作注时说:“孔安国曰:‘蔡、蒙二山名’.”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蔡山不知所在也.蒙,县名”(见《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十六页).这样就出现两个问题:1.蔡蒙是不是二山名.2.蔡山究竟在今天什么地方.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