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里赤墓碑看《元史》的舛误

从塔里赤墓碑看《元史》的舛误任崇岳《元史·塔里赤传》共３７８字,讹、脱、倒、衍严重,柯劭心文《新元史·塔里赤传》未作考辨,照抄《元史》,因袭致误;屠敬山《蒙兀儿史记》对《元史》虽有增删讠是正,但亦有讹误。顷得《塔里赤神道碑》一方,可补苴旧传之阙漏,可...     

试论《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

(一) 今存之《楚辞》注本要算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为最早。《四年提要》说,该书旧本原题为刘向裒集,王逸作注,“是为总集之祖。”东汉以后的学者,无不以它作为研究《楚辞》的底本。“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这固然说出了该书价值之所在。但我想,《楚辞章句》为后人所垂青的。并非光是王逸的注,更重要的还有这部书各卷所附的序文。除每卷各有一篇序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编纂考论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稿最初缘于刘文淇对旧注旧疏的不满,从而与诸同好相约各治一经。刘氏仿照孙星衍《尚书古今文疏证》为长编,花费四十年时间,草稿粗具八十卷。而其后三代相继努力,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疏证,仅止于襄公五年。     

崔瑗、崔寔生卒年考

崔瑗、崔寔生卒年考解成崔援、崔宝父子，东汉琢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名重于当时，事迹见于《后汉书·崔明传》（明为援父）。１９８９年版《辞海》袭旧说分别注缓、实生卒年为“７７—１４２”和“？一约１７０”，不确。兹考证如下。关于崔援。《后汉书·崔接传...     

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

杜牧的《自撰墓志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作者的家世、生平,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历来为史学和文学史家所重视,从五代、北宋人撰旧、新《唐书·杜牧传》到今人编《杜牧年谱》,其世系、仕历皆以《自撰墓志铭》为主要依据,这无疑是正确的。     

再论《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春秋左传注》对《左传会笺》借鉴的方式是:有所增补、择为一说、提出异说、参稽比勘。通过对该问题的讨论,可见《春秋左传注》与《左传会笺》等旧注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和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提供别一种角度。     

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在历史学及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颜师古的《汉书注》在疏通《汉书》文字、解决《汉书》阅读难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颜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词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从而说明颜氏《汉书注》在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汉代的“传”,乘传与传舍

一、“传”近年出版的《中国通史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131页,引用了《汉书·景帝纪》关于景帝四年的一条史料:“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作者在“传”之后,加了注音注义:“传(zhuàn撰,公车)。翻阅母本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106页注语云“传,是一种通过关津的信物,象通行证一样。”那么两条不同的注文,究竟哪条准确呢?我认为后者正确,前者有误。     

谈注解

<正> 注解起源约是《春秋》"三传".汉代注解《五经》,起初也叫传.后来才叫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史通·补注》)传与注意义相同,都是把文章加以解释,使读者容易明了.此外还有:解、释、训、诂、故、述、说、音、笺、章句、索隐、正义、音义、解诂、训故、诂训等名称.书中有:作者自注,他人的注,还有给注再加注的疏和疏证、笺证等等.注解的名称多,式样也多.这里只说编辑史料的注释,大体有如下几种:一、以原文为题、撰写记事文章.如《春秋》言简意赅,用几个字记述一件历史大事.隐公元年郑国一场内乱,《春秋》只用"郑     

《全唐诗》杂考（十七）

《全唐诗》杂考（十七）胡可先卷五一四朱庆余《上江州李史君》，注：“一作员外。”按“史”为“使”之讹。李使君即李渤，见新、旧《唐书·李渤传》。渤为江州刺史在长庆二年至三年，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又朱庆余有《陪江州李使君重阳宴百花亭》诗“江州李使君”亦为...     

王弼籍贯考

1979年出版的《辞海》“王弼”条说他是“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实误。阅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十八《王弼传》注说:“《世说(新语)》注引《弼别传》云:‘弼山阳高平人’。又同书卷六《刘表传》注说:“高平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又互见《王粲传》,故城在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64—65图,山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语义分析简述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是晋代一部篇帙规模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经文注释书,它上承两汉传注(包括章句)之学,下启唐宋义疏之科,标志着中国注释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研究《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分析,也就是研究中国语法学在晋代的发展。这对于建设中国古代语法学、中国注释学以及丰富中国训诂学内容都有直接关系、现实意义。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版本整理的复案和思考——兼议影印抄本《异史》

<正> 1962年张友鹤先生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问世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旧抄本,如齐鲁书社1981年1月影印的二十四卷抄本、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的711号和703号抄本以及最近中国书店影印的《异史》。我们校注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朱其铠、李茂肃、李伯齐、牟通校注)曾采用二十四卷抄本和山东省博物馆本作为主要校本,做了一些整理版本、校勘文字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见到《异史》。《异史》出版后,笔者对《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版本整理,作了一次复案;同时,关于《聊斋志异》的编次问题,也再次引起了一些思考。     

对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的几点商榷

杨伯峻先生多年研究《左传》,写成《春秋左传注》这部百余万言的巨著(198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得到学术界的好评。笔者仔细阅读后,觉得杨先生新注确有不少高明之处,有的补充了旧注疏,有的纠正了旧注疏,也有作者自己的新见解。伹在另一方面,旧注疏里有些较好的或较精采的见解,都被放弃了,还有一些新的看法未必妥当。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几条来略作商榷,管见是否正确,还得向各位专家和同志们请教。     

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

王安石《洪范传》(以下简作《传》)在当世之所以特出于众,首先在于他于仁宗年间,面对弥漫朝野的《洪范》灾异之说,能独抒己见,创为新解,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与战斗品格。关于此点,他在《书<洪范传>后》一文中曾慨乎言之: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子世!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挠挠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三) 此所谓“传注之家”或“传注者”,显指董仲舒,刘向父子与所谓孔安国《传》等。至其     

诸葛亮夫人及其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兼论诸葛亮的婚姻观

诸葛亮夫人及其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兼论诸葛亮的婚姻观戴惠英诸葛亮早已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关于他的夫人，却鲜为人知，历史的记载也只留下寥寥几笔。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注及《襄阳耆旧传》中，均有这样的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黄皓专政与覆国——兼论《三国志·蜀书》的疏略

据《三国志》所载,蜀汉政权的后期出现了宦官黄皓专政,并且导致了蜀汉的灭亡,即《三国志·蜀书·陈祗传》(以下凡引《三国志》均只注某传)所说:“(黄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可见情况十分严重,它无疑是蜀汉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尽管是件坏事,可事关一个偏霸政权的存亡,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黄皓算是这件坏事的首恶分子,史书理当备载其恶,以惩奸佞,为后世戒。陈寿作《三国志》没有立宦官传,黄皓的事迹,零星地散见各传,又语焉不详;裴松之作注,对此补充也很少。千余年之后,我们来研究黄皓专政与覆国这件事的历史,就难于了解其本末,自然     

船山道注与刘安道注

还没有人区分楚辞注释为道注与儒注。本文认为,屈骚原本是道家的文学经典,刘安《离骚传》即为道注。王逸《楚辞章句》为儒注。王船山以道注骚,实际上是杂儒道二家之注。     

“民可使由之”的“之”是指代“民”还是指代“王”

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旧注或从中读出愚民的含义。当代学者或不满旧注,作出各种改读。由于新出竹书《尊德义》含有对这句话的句读理解,可知改变句读的诠释路径是走不通的。但《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的释读是新的难题。本文对有关竹书的文句提出新的解释,依据郑玄注所包含的语法定位以及对新出竹书例句的理解,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有一隐藏主语王,之指代王而不是指代民,句意是说:王可以使民跟从他,不能使民认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