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真宗朝白体诗歌创作——以翰林学士应制诗作与中层文士慕白为考查中心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的去世,新朝文士纷纷进入文坛,使得昆体代替白体渐次成为诗坛中心。但不少诗人尤其是真宗朝的翰林词臣们的应制唱和诗作,无论是内容体制上还是语言风格上仍然具有白体诗的特征,甚至不少"典型"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而来。宋初诗风更替具有渐次性与复杂性,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此外,中层文士把白体诗风推向民间,扩大了白体诗的题材范围。总之,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

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五代学温的新变，体现着五代诗歌出唐入宋的倾向：于古、近两诗体更倾重近体；清两种风格更倾重清丽、清拔，不力求幽隐而追求通浅，也更加注重抒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而追踪贾姚的一派诗发生了避岛诗之短、扬岛诗之长，由重学贾岛转为重学姚合，诗风趋于平润，又由重学姚而进一步趋近宗白的新变．     

骈:诗别是一家——试论李商隐“以骈文为诗”

“以骈文为诗”是李商隐诗歌的重要特征,这种骈文化特征表现在:语言句式的骈偶化;隶事用典的工稳化;词汇辞藻的华丽化等。这些诗歌的骈文化特征既与李商隐擅长骈文和唯美诗风关系密切,又与道教文化的诗性特征紧密相关。同时,其诗的骈化不仅影响晚唐、宋初诗坛,而且有开启唐宋婉约词之功。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

晚唐诗风日趋艳丽,镂金错采,炫人眼目,这种诗风和晚唐,五代婉约词的艺术风格有着至密的亲缘关系,并对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唐缛丽诗风的主要代表是李商隐,他的诗歌,特别是它的爱情诗歌,艳情绮思,深细婉曲,缠绵悱恻的艺术风格,对同时代和后代诗词影响颇大,从晚唐至宋初,直到清代,有不少诗人在艺术风格上效法他。不但诗人如此,就是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作家,也都接续不断地向他学习一些艺术表现手法。晚唐的重要作家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世称“温李”。温庭筠的诗风近予李商隐,而他的词十之七八是写恋情的,绮丽婉弱的格调,尤其与李商隐酷肖。说温李齐名,主要是说他们某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比较相近,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李商隐的爱情诗主要是无题诗,这可以说是他的首创。他也有几首摘取首句数字以为题的爱情     

王禹偁诗歌浅谈

王禹偁作为宋初白体诗代表人物,诗歌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诗歌思想内容反应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叙写生平怀抱,诗歌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白体诗人流连光景的唱和之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北宋初期诗歌的革新。本文从诗歌题材内容、艺术特色、成就地位三部分论述他在宋初诗坛的开创之功。     

论宋初白体七律诗风的演变

白体在晚唐五代开始流行,宋初为盛。分为两个层次,三种形态。第一层次为五代入宋的诗人,以徐铉、李昉为代表,其七律诗风为典型的闲适唱和型宫廷诗风,但徐、李二人亦有明显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二人所处的地域及入宋后的仕途经历不同;第二层次为太宗朝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这一阶段,其七律诗风又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为颇有气节的士大夫诗风,代表诗人为王禹偁、田锡、张咏;另一种为纯议论说理式诗风,代表诗人为宋太宗、晁炯。政权交替、社会环境、士人心态等是白体在晚唐、宋初流行的原因。之后,西昆体七律正是在对白体诗风写意说理的继承及对晚唐体七律技巧的探索中,融合李商隐的典实丽密而形成的,江西诗派七律则是对三者的吸收与改进。     

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

（一）宋人“平淡”诗况是与梅尧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尧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①的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中的经典表述。关于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主张和实践应从其与“西昆体”为代表的宋初诗风的比较中去把握。来人有一段关于梅尧臣诗歌地位的精辟之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②这“古淡”是梅尧臣自己的主张，欧阳修有诗载：“子（梅尧臣）言古淡有其味，大羹岂须调以养。”③“方谈”也是其他诗人～致推尊的境界。如欧阳修认为“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④苏舜…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思潮的转型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绝然相反.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巨大变异,不仅仅是诗人个性与个人风格的差异,这是唐代诗歌主潮的变化,更是由深刻的文化思潮嬗变所引起的,是盛唐浪漫诗风向转折时期的现实写实诗风的嬗变,是唐代前期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后期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在诗歌领域的体现.     

宋初百年诗歌的礼仪载体功能及其诗学品格

推行礼乐教化,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是宋初百年北宋政权的重要举措。在践行礼乐教化和构建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演唱或者诵读诗句成为此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此期士大夫为了满足礼仪行礼的需要,写作了大量与行礼相关的诗歌。研究表明,这些诗歌在形式、内容、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等方面都受到了礼仪内容、行礼程序以及礼仪功能的影响和制约。礼仪诗歌创作的兴盛,对提升彼时诗歌文化品味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陆游夔州诗对早期诗风的沿袭与新变

陆游在夔州创作的60首诗,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一方面是对自己早期诗风的沿袭,另一方面又有对早期诗风的新变。陆游夔州诗的新变主要表现在诗歌的情感厚度增强、散文句法和用典大为减少,形成了阔大豪壮的诗风。正是夔州之行促进了陆游诗歌的新变。陆游夔州诗在陆游诗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少年中国与宗白华的诗歌意象

青年时代的宗白华用《流云》小诗的清新勃发来表达自己对少年中国的憧憬和向往。他诗歌的魅力虽然与其自身的诗性品格有关,但更多地是时代和社会环境使然。在宗白华的诗歌及其诗学理论中,同样也包含着他早期的唯美主义倾向与对黑暗的研究。而对小诗这一诗体的选择,反映了他的诗性品格和早年对哲理情思的追求。《流云》小诗奠定了宗白华一生美学著作的基本音调。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     

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彭燕郊后期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存在着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七月”诗派时期 ,由于受到鲁迅和“七月”诗派同人的影响 ,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解放后 ,尤其是从 80年代以来 ,诗人更是自觉地、系统地梳理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使其独特的诗风得以成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诗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思考的诗、通感的诗、散文的诗。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济慈对闻一多的影响

闻一多一度认为诗人济慈就是诗歌的化身，闻一多仰慕济慈一尘不染的诗人品格，沉醉济慈写在水上般的诗句，羡慕济慈与天地万物通灵对话的诗歌灵感，欣赏济慈穰丽繁缛的诗风。闻一多在自己的诗歌评论文章中，每每把济慈的诗歌诗句作为对比判断诗歌诗句艺术水平的标准，以济慈提倡的诗歌美学的最高原则来评判诗歌的美学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