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贽亦佛亦儒非佛非儒的双重价值取向

李贽是我国封建社会被称之为“异端之尤”的思想家。其所以被称为“异端之尤”,是因为李贽的价值哲学表现了与中国传统价值哲学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亦佛亦儒、非佛非儒为特征。以往的哲学史著作和研究者对李贽思想的双重性格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我们认为,如果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李贽思想亦佛亦儒、非佛非儒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个体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群体价值观的反叛,表现了大胆的反传统的精神。本文试图围绕李贽落发为僧的原因,分析其亦佛亦儒、非佛非儒的双重价值取向。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欧阳竟无研究

这四篇文章分别从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复兴儒学思想、佛儒融通归一思想和生平活动方面，对欧阳竟无的生平活动和主要思想观点进行了论述，这对于促进欧阳竟无及近现代中国佛学史、思想史研究，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境界:中国哲学的人生之维

本文从实、境、心的分别入手 ,揭示人所面对的“两个真实”的世界 ,指出人的存在是境界式的存在。并认为 ,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它旨在指出人生的理想境界。传统儒佛道都是具有内在系统的“境界学” ,并以“有”、“无”来概括传统儒佛道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蕅益智旭的心性论

蕅益智旭,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时痴迷于儒学,饱读儒书,深谙儒学精髓。后来剃度出家,潜心佛学。然而,他在佛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后,又重拾儒学,以佛解儒,藉儒说佛,会通儒佛。这一心路历程所体现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对心性问题的理解上便能很好体现。蕅益智旭主张心性本体论、心即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尽心"说。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观的立场上诠释心性论,其本意是在介绍佛学,藉儒说佛,会通儒佛。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学术特色

出佛入儒、出道入儒、由"治国"转向"治心"为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三个基本特色.他出佛入儒的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出道入儒的思想轨迹,在<太极图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突破了经学家讲儒学的政治哲学话语,讲出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孔颜之乐"为价值目标.     

胡适宗教思想刍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过密切来往,但是胡适最终拒绝了基督教。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有着历史局限性。胡适吸收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积极文化因素。胡适以非信仰者的立场进行禅宗史的研究,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胡适把儒家的三不朽论转化为社会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和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