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背离与超越:“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经过三十余年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刑事法学界并没有呈现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识趋同.相反,基于国家对其在规范和解释上的沉默,至今不但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且分歧似有扩大之势.这就需要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以求超越现有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知,找到“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论控制“两少一宽”的法治路径

两少一宽属于民族刑事政策,具有权力滥用的弊端,控制其滥用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使命。实际上,控制两少一宽的法治路径,以法治为核心主体,以规则为法治载体,以价值为控制精髓,以程序为控制规则,以依法为控制根据,形成以法治为标志的刑事控制路径。法治基础价值确立控制前提,刑事法治原理提供科学素材,法治原则规划控制纲领,价值控制铺造法治主道,程序控制增量控制方法与步骤。     

论少数民族公民刑事犯罪案件中刑法及"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提出了适用刑法和"两少一宽"政策处理少数民族公民犯罪案件的几个基本观点和原则,并对常见的几类犯罪案件的具体刑法适用和政策适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

本文考察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现状后 ,结合《宪法》及《立法法》 ,作者指出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以及据当地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可以变通的立法权 ,它与自治区的地方法规有差别。另外 ,作者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作用、适用以及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     

论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自治权。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民族自治地方税收法律制度亟待改革。要着重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体系的设计这两方面来创新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合法性

对立法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将会推动立法质量的提高.关于合法性的涵义,多数学者主张应该是英文“Legitimacy”的汉译,既指要求“合法律性”、更要求“合理性”、“正当性”.笔者主张应从英文“Legality”方面认识合法性,只要求符合实在法的规定,满足“合法律性”即可,不需要从自然法、正义法的角度提出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合法性有其独特性,可以从立法主体、立法权限、立法内容、立法程序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特殊责任

民族区域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特殊责任的直接来源,特殊而复杂的行政生态环境对自治地方政府的特殊责任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自治地方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对其特殊责任重视不够、厚此薄彼、履职资源不足,民族法制得不到有效落实和监督不力等原因,自治地方政府的特殊责任大量流失.自治地方政府要履行好各个方面的特殊责任,需要加强重视特殊责任的思想观念建设、建立自治权力的规范化运行机制、加强自治机关建设和完善监督机制.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从司法实践分析,刑事政策一向是我国刑事司法的重要指导原则,理论界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目前来看,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刑事政策本身及传统的理论命题,对刑事政策学和教义刑法学的结合关注较少。当前我国强调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将刑事政策学与规范刑法学的有机结合,可以为罪行规范的解释和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新的导向,进而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审判实践中的操作。     

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化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之间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的划分为中心的矛盾关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只有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才能确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的权力运行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科学原则和国际原则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科学原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政策发达程度的尺度,是刑事政策发展的推动力,没有科学原则就没有现代刑事政策。科学原则的总要求是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体现科学精神、适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决策,使刑事政策达到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现代刑事政策亦必须坚持国际原则,即必须站在国际化的立场上来研究发展刑事政策。国际原则的总要求是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本土化,也要注意国际化,在防控犯罪中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欠发达地区干部驻村存在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省、市、县三级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或抽调大学生下乡驻村。驻村干部总的来说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驻村干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乡镇政权控制性倾向导致乡镇驻村干部与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驻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不高。解决驻村干部工作的对策:培养好村干部,为村里自身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要紧密团结驻地干部群众;驻村干部在把握好工作重点的同时要抓好全局工作;切实提高村干部的办事能力和责任水平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不抵触原则

不抵触原则作为刑事政策实施的基本规则,并非主观臆想,因其明确了立法与司法不得违背一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理念与规则,否则应属无效立法或司法,因而有利于增加刑事政策实施的信度、提高刑事政策实施的效度以及降低刑事政策实施的难度。也因此,应把是否抵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检验刑事立法的标准,应在刑事司法中融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与理念,并且把不抵触原则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绩效评估的黄金准则。     

论民族自治区域发展权的宪法保护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性的“相对贫困”,社会权对公民个体的一般保障救助对于缓解因少数民族区域性“相对贫困”导致的社会离散危机功效有限。在宪法上确立以缩小民族区域差距为内核的少数民族区域性的发展权,可以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权从防御功能向组织功能转型,使各少数民族围绕宪法展开规范的商谈合作政治活动,并使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通过宪法认同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观念走向实证,最终实现各民族宪法爱国。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实际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加快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浅谈信赖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伴随着新过失犯罪理论产生的信赖原则已成为当今社会限制甚至是阻断过失犯罪的重要原则,其理论根据是“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和社会相当性理论。根据其理论基础、适用的范围和主客观条件,我们认为它不仅仅局限于交通领域的适用。在我国科技发展的今天,过失犯罪的激增,如交通肇事罪、医疗事故罪等,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系统地构建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的基本观念,实践中有意识地注重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理论的具体运用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研究——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实证检验

现有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也有促进作用。那么,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影响不是很明显。其作用机制是: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二年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只提高约0.3个百分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应该采取相关措施来迅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论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资本形成不足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低,投资收益率不高,金融抑制,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制度创新不力,区域开发成本高等限制了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西部资本形成.政府推动、金融主导、法制规范是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主要措施.     

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目标的调整与政策设计

我国的利用外资政策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总体上分析,利用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政策目标已基本实现,但通过利用外资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政策目标尚未达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利用外资的政策目标和政策体系必须作相应调整。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外资政策的总目标应设定为,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服务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为中心,找到一组既能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不至于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积极性的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