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与秦千童城

秦始皇与秦千童城徐童文秦千童城（今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即当年徐福奉秦始皇命，率数千童男女东渡求仙入海前“为具衣食舟楫”集中整训的地方。战国时代属齐国，称饶安邑。秦代属济北郡，汉代属渤海郡。因千童于此筑城侨寓，遂称千童城，俗称童子城。汉高帝置千童县。...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胡发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一直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说其特殊，一方面缘在士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具有显赫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识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肩负着开创、转承封建文明，更担...     

中国古代的文化元及其整合

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一体或一体多元文化，这在学术界已成共识。但是，中国古代文化是由什么样的文化“元”构成的，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与此相联系，对中国古代文化整合的历史过程，联结各文化元的纽带、以及整合的特点等，也还缺乏具体分析。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元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多元结构的综合体，把握其形成和演变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文化元。所谓文化元，也就是文化单元，即文化的构件。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元，不同学者，因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结构的着眼点不同，看法也各异。着眼于“板块”结构的论者，…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精义是“执两”、“用中”、“行权”，三者相互为用，即把握矛盾着的两个极端（“两”），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中”），以达到“和”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权”，即所谓“反经合道”。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系统的“权”的理论。二者的结合，就是老子的“以正治国，以专用兵”论。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国家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国家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严与用宽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管理仍有启示作用。     

牌坊——中国伦理观念的写真集棠樾牌坊群

在我们尽兴浏览了祠堂后，又会不会注意到刚进祠堂前，郡一座座高高挺立的古建筑呢？这就是牌坊，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修建凯旋门类似。但是，凯旋门毕竟不是牌坊代表的意义也迥然不同，牌坊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文化标志。在古代官方将其称之为“牌坊”，而百姓中则称其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论纲

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是指从国家的形成到秦统一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形态”则主要是就国家的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两方面而言的。目前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是按照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或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来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对中国古...     

论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专制政体形成的时间,学界曾有“秦朝专制说”和“先秦专制说”,但考察先秦、战国和秦代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实践与变革,可以明确地说,对于先秦时代,商代只是方国联盟,周代也只是初步形成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君主专制政体应该说正式形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各国的改革都有加强王权的直接目的(以便于实现富国强兵的国策需要) ,思想界虽有百家争鸣,但即便儒家学派的孟子,其根本思想亦在于为君主专制张目,而郡县制、官僚制、将相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更是战国时代君主制制度确立的最重要标志。而对于秦朝来说,秦始皇对专制政治体制的最大贡献在于取消了政治制衡,从而将君主权力发挥到极致。     

祁门清代诉讼档案解读

新安是文化之郡，自古祁门多文人学士。《康熙祁门县志序》载：“祁门山川奇峭，多产异人，文章勋业，不下他邑。”从最近发现的两宗祁门清代诉讼档案，无不反映出当时祁门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面貌。     

“青海”意象与古代作家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

“青海”意象的生成体现出虚实并重的特色,青海地理位置的边远与民族战争的频繁是该意象形成的客观基础,古代作家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观念则成为地理概念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内在动因。在漫长的岁月里,西部各民族之间的战和更替、对峙融合的形势变化,不仅造就了“青海”意象的书写历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从焦虑到欣喜的历史嬗变。     

郑樵、顾祖禹州郡沿革说辨析

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卷八,有一段以州的变迁为主要脉络,概括综述我国古代政区划分的起始及沿革的文字:“郑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割据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为州,炀帝改州为郡,而州郡相等。唐混州郡为一,于建置京邑之州,则始命为府。宋又府州并列矣。’自元建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几与县同列云。” 文中郑氏当指郑樵。《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曰:“其未成之书……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可见郑氏确曾有对郡县迁革的研究,惜未传世,     

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嬗变与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经历了由最初的“国家 农户”、“国家 集体经济组织”的二元投资主体结构到“国家 农户 其他主体”的多元投资主体结构的历史嬗变。以此为基础,探讨投资主体结构的嬗变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思考,对于构建合理的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

管仲改革，没有实行整齐划一的邑─卒─乡─县─属的行政制度，《国语·齐语》所说的“三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是战国学者的伪托，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方行政和其它诸国一样，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其共同的趋势是逐步形成县─—乡─—里的行政体系；战国的郡不是地方最高政府，齐国也没有实行相当于郡的都制。     

阳关故城

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作诗“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论战国农民之特质——战国与两汉农民的比较研究

战国时代既是一个转折时期,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农民较之两汉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在土地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的不同,可以归纳为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公有性.战国时代,伴随着郡县乡里制度的建立,国家也取得了境内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面向全体国家编户齐民的“授田制”.农民所耕种土地的国有以及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集体性内容,都是战国农民公有性的体现.二是均平性.授田制下,农民使用着面积大致相同的土地,极少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也不如后世之剧烈.三是强制性.战国时代的农民实际上是国家依附民,没有经济的自主与政治的自立,他们的一切都在乡里组织的管理之下.上述特征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     

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

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是战国。王夫之曾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今天看来,这话说得不错。战国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首先自然是阶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革,等而次之,一切文化学术也无不变革。由于处士横议,诸子争鸣,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于是也就影响到文章的变革。这时文章的变革也是空     

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原始社会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家族制度,在阶级社会中发展为维护剥削阶级世袭特权的家族宗法制。殷代奴隶制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为种族奴隶制国家,周代“封诸侯,建同姓”把家族宗法组织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形态。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并没有改变,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家族宗法制度又继续适应着封建制。战国秦汉以来的乡、里、聚、邑、连、闾组织或伍、什编制,以及里正、父老、廷椽、啬夫等基层属吏,仍然代表着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家族宗法制组织的统治。历代封建皇朝不断更迭,家族宗法制却基本上以不变应万变(形式上和部分的质有所衍变,但其社会细胞的内核基本不变)。家族宗法制始终是中国古代、中世直到民主革命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特点、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家族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家族宗法制的稳定性、顽固性和不变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儒家民本思想发微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也是愚昧无知的同意语。古代思想家在充分地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的时候，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为国本，君为民主”是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设计，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是整合的。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为民谋利”的价值准则，这一原则的要害是把民众视为权力的客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民谋利”是用于说明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