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过程与阶段：理论意涵与测量方案

流动人口家庭发展是家庭为了满足因人口流动而变化了的需求、应对因人口流动而新出现的压力,通过促成家庭结构分化、重新塑造成员角色,进而实现家庭任务分化、继续拓展成员能力,并由此显现出阶段分化的过程。家庭流动本身特定的过程性和家庭流动继发问题的过程性,决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在回归常规发展轨迹之前要相继跨越“家庭化流动阶段”和“家庭式融入阶段”,对两阶段需要做出更加全面精准和多维系统的测量。再造家庭内部团聚与重构家庭外部支持是这两阶段的基本着眼点,前者根本性地解决了家庭结构发展和任务发展中的“名义化”问题,后者系统性地增强了家庭结构均衡发展和任务协调发展的能力。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中国流动人口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每年约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意味着中国移民时期的到来。中国流动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不仅对单个城市的经济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会对全国城市发展格局、城市体系和城市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流动人口有其独特的流动特征、空间分布和趋势,而建立一套开放的、公平的和宽容的城市政策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建立公平的人口流动制度,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出台新的城市设置标准,建立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基于太原市小店区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太原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大量流动,仅以小店区为例,迁移人口与城镇化的乡村与日俱增.受自然、社会等因素影响,不同地方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程度与模式不尽相同,而总趋势却一致.同时,农村人口迁移对村民收入结构、消费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动态迁移研究

家庭迁移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意义。本文从"成本—收入"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迁移动态演进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员和非劳动力成员迁移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动态时间序列上的预期边际净收益现值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劳动力成员动态迁移过程,并呈现由部分迁移向城乡两端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劳动力成员的动态迁移趋势直接决定了非劳动力成员的动态随迁趋势;向城乡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和城乡社区环境、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内部因素为决定性因素。     

变革中的中国家庭--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

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是其“变革中的中国家庭”社会问题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它以流动人口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农民的社会流动对他们的家庭和婚姻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生存方式、城市化进程中的性别角色与差异等。（一）结构清晰。本书的论述呈总述—分述—总述。第一章为总述，首先介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现状，并对流动人口家庭的概念进行的界定：指农村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有家庭成员流动到城市和外地…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探讨——以河南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流动半径越来越宽,流动频率越来越高。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和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流动,给农业转移人口实现自己的市民化梦想带来了机会和可能,给流入地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也给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动力和活力。但是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利益、观念不断分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人口管理理念的滞后和信息统计的缺失,加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足、公共资源供给有限等原因,我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必须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健全流动人口法规制度,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转变流动人口工作观念,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促进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这样才能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铺平道路,并为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撑。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的验证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来构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可以厘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指数越高,其居留意愿就愈强,越倾向于居留流入地;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及流动特征对其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而不同队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持续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重视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感的培育,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创业。     

城镇化带动战略背景下贵州省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在城镇化带动战略下,贵州省一直处于绝对外流的流动人口态势逐渐发生变化,如回流增加、省外流入增加、家庭化流动倾向明显、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化等。贵州省的城镇结构体系、城镇规划、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外部环境等各方面都与当前流动人口的形势不相符合,未来应加强在城镇规划中引入"流动人口"理念,加强引导流动人口合理分布的政策设计,拓宽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以服务为中心,积极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家庭功能重塑视域下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家庭人口流动加剧,分担家庭风险的家庭成员数量减少,家庭的保障能力呈弱化趋势。国家和社会救助是社会救济的重要手段,但二者无法替代家庭救助在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和给予心理安慰方面的功能。我国社会救助立法遵循"去家庭化"理念,忽略了家庭的社会救助功能,因而在实施中遭遇诸多困境。从强化家庭的救助功能出发,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在科学界定社会救助概念的基础上,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就业救助、教育救助等制度设计中对家庭因素予以考量。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影响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核心家庭,单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不断增加;家庭结构简单的中小家庭比重不断上升,结构复杂的大家庭比重持续降低。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老年人更多生活在空巢家庭中;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留守家庭问题影响着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适应家庭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家庭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流迁因素分别对乡—城、城—城和全部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乡—城和城—城老年流动人口受年龄、自评健康、收入、就业状态、生活状况、医保参保情况、本地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迁入地区、首次流动与否和家庭化流动与否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异地报销结算进程;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应重点关注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给予医疗上的政策倾斜;全面提升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素养,让老年流动人口的初诊就医行为更加科学,进一步降低老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以此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实现。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养老资源供给人口的持续减少,如何赡养老年人已成为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应该成为选择和确定社会养老制度的重要依据。全国城乡老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地位受教育水平、身体状况、居住地域以及职业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人口特征、社会地位和家庭情况等变量影响着老年人口在共同生活模式、独自生活模式和福利院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因此,通过对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可以揭示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规律,总结养老意愿在社会养老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地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条件与过程

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的引导、社会体制对流动人口的保障、个体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适应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基本前提,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满足个体及其子女发展诉求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动力。在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选择规律、阶段性融入规律和互构性接纳规律。政府相关部门及全社会应当从改革完善居住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强流动人口对生活社区和工作单位的归属感等方面,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进行操作化设计,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推进流动人口的真正市民化。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

人口流动已成为社会流动的新常态,流动人口现象将长期存在,并保持庞大的数量。通过分析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动态监测数据,以及地方政府公布的有关数据,对我国现阶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形势和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分析认为:少数民族参与社会流动的增长空间较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宜居城市将会增加;以家庭团聚为目的引起的配偶和子女的流动会快速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望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城市居民;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将会在城市大量出现并发展;流动人口由"无序"向"有序"转变与流动人口"劳动力—人—家庭"的社会角色转变相伴而生。因此,未来五年是城市调整相关人口政策和建设流动人口服务体系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