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特性与转移工具研究

为了揭示知识特性和知识转移工具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结果的影响程度,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特性、转移工具和知识跨国界转移结果的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并做出相应假设,然后对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做问卷调查,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知识的默会性、简单嵌入性、初级转移工具对知识从国外母公司向中国子公司的跨国界转移起到了显著的直接作用,而高级转移工具对默会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对关系嵌入变量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企业知识内部转移:模式、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

知识是企业的核心资源,它只有在企业内部不断转移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本文分析了企业知识转移的三种理论模式,以及影响企业知识内部转移的因素,并探讨了如何建立企业知识内部转移的机制。     

基于制造商-分销商配对样本的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利用220份制造商-分销商的配对调研数据,对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使用契约和关系规范都会促进分销商的知识转移,随着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依赖总和的增加,前者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加强,后者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制造商的依赖优势和依赖劣势分别会促进、阻碍分销商的知识转移,随着双方依赖总和的增加,前者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加强,后者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此外,研究还发现制造商如何使用控制机制会受到其与分销商之间的互依赖关系的影响。     

知识链的知识治理机制研究

知识链是新型跨组织合作形式,是知识经济时代单个组织解决知识孤岛问题,整合知识资源、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知识链的知识活动效率是知识链管理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制度层面探究知识链的知识治理问题,提出通过知识保护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组织激励机制来制约、规范、引导成员组织间的知识活动,从而提高知识链的知识活动效率。     

基于图书馆知识转移机制的个性化服务探讨

图书馆知识转移就是指运用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技术,通过对图书馆内、外部的各种知识资源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整合、存储、输出等工作,把读者所需要的图书馆知识的一部分转移给读者,并且提高读者获取、共享和创新图书馆知识资源能力的过程。     

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理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影响R&D项目的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自然被作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引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理论上论证公司治理是如何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提出相应假设,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方法和分组分析方法,检验机构投资者、国有控股、董事会、经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国有控股、董事会会议强度对二者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经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D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使得对其监督的难度比较大,通过给经理人一定的股权,使他们成为股东,用激励机制解决R&D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可能效果更好。     

控制机制、态度性承诺与市场知识转移间关系研究

研究制造商的控制机制、分销商的态度性承诺与分销商的市场知识转移间的关系,揭示了制造商使用控制机制对分销商市场知识转移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分销商的态度性承诺产生的间接影响.利用中国家电产业225对制造商与分销商配对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的契约控制有利于分销商的市场知识转移,而过多使用契约控制则不利于分销商的市场知识转移,制造商的关系规范控制有利于分销商的市场知识转移;制造商通过使用契约控制增加分销商的算计性承诺、减少忠诚性承诺,间接减少分销商的市场知识转移,而通过使用关系规范控制則可以增加分销商的忠诚性承诺,间接促进分销商的市场知识转移.从理论上扩展了控制机制和态度性承诺在渠道关系中的作用,揭示了制造商控制机制对分销商市场知识转移的影响效果和影响路径,为制造商采用恰当的控制机制影响分销商的态度性承诺,以更多地获取分销商的市场知识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顾客依赖及其对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影响

为了降低新产品开发的风险,企业越来越强调让顾客参与到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以B2B市场为背景,基于企业的视角,以制度经济学中的依赖理论为基础,探讨组织市场中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动因,通过问卷调查法初步研究顾客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B2B市场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专项投资对顾客依赖产生正向的影响,顾客依赖对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具有正向影响,信任对顾客依赖与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相关的营销建议.     

供应链治理机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和信息技术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构建起了供应链治理机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理论模型,并进而对信息共享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及信息技术水平在其中所起着的调节效应进行剖析。以380份来自于供应链相关岗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问卷作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控制、正式控制、信息技术水平、信息共享及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控制对信息共享及供应链绩效均产生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对供应链绩效也产生正向影响;而正式控制则对信息共享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且其对供应链绩效的作用关系并不显著;(2)信息共享在社会控制和供应链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但其在正式控制-供应链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则并不显著;(3)信息技术水平对于社会控制-信息共享和正式控制-信息共享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供应商专项投资与感知的合作风险:关系发展阶段与控制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从供应商———制造商关系发展这一动态的角度探讨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合作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契约和关系规范的不同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家电行业261对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关系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概念模型及假设进行验证.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的关系发展阶段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的合作风险有着显著的差异.(2)尽管契约和关系规范对供应商专项投资与其感知的合作风险间的正向关系有着负向调节作用,但在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调节作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对于认识和了解关系发展阶段中供应商专项投资带来的合作风险感知水平的变化以及两种不同控制机制调节作用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e Moderating Properties of Trust,Relationship Duration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relational factors on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strategic buyer–supplier exchange. Prior research examining inter‐firm knowledge transfer has 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horizontal forms of governance such as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joint ventures, whilst research on vertical forms, such as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is limited. We test the effect of four important relational properties: cooperation, trust, relationship duration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 Quantitative data, gathered from 104 UK manufacturing firms in eight industry sectors, are used to analyse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s through a moderat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 Our stud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relational factors i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at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level. In particula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knowledge transfer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extent of cooperation, but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the level of trus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pplier firm.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these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re then offered.     

信息技术采用对关系治理的影响:投入专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广泛应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已成为供应链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治理越来越重要,制造商和供应商通过联合行动共同应付投入专用性等带来的问题,从而促进双方的合作。文章在分析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探讨信息技术采用对企业间关系治理的影响,以及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投入专用性和信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调研数据,利用基于调节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联合行动过程中,信任的调节作用显著,在事前的联合计划阶段,投入专用性的调节作用显著,而在后期的联合解决问题阶段,投入专用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为企业在信息系统采用过程中处理各种资产的专用性投入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和实践上的启示。     

组织学习对员工—组织匹配的影响——知识惯性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组织学习对员工—组织匹配的影响及知识惯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和开放心智对一致性匹配和互补性匹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验惯性和学习惯性在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和开放心智对一致性匹配的影响有负向调节作用。     

专业化知识搜寻、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探索/利用双元分析框架,将管理创新划分为利用式管理创新和探索式管理创新两个维度,并将知识搜寻和认知评价的理论观点整合到现有管理创新采纳与实施过程理论模型中,构建了一个研究模型,以考察双元管理创新的采纳过程及其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以我国华南地区468家制造型企业为问卷调查对象,对上述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科学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探索式管理创新;市场型知识搜寻对利用式和探索式管理创新均有正向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利用式管理创新;(2)科学型知识搜寻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负向)的调节效应影响;市场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复杂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正向)的调节效应影响,但其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匹配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3)利用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探索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正U型关系。研究结论对于厘清管理创新的复杂采纳过程及其实施机理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同时对企业顺利开展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     

网络闭合、知识基础与创新催化：动态结构洞的调节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技术创新网络逐渐进化成为不同类型创新角色相互协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催化作为网络中创新产生的关键过程,目前研究将知识派系作为创新催化的支撑条件,然而鲜有考虑知识派系中网络闭合和知识基础双重属性的微观构成及其作用悖论,忽略了支撑条件与创新催化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进一步破解技术创新网络的创新催化机制成为有待厘清的重要理论问题。        基于悖论整合视角,分析开放式和封闭式网络闭合、专业化和多样化知识基础、结构洞生成和填充的创新悖论,通过网络闭合和知识基础的交互匹配,探讨开放式专业化、开放式多样化、封闭式专业化和封闭式多样化4种网络配置组合对创新催化的差异性影响以及结构洞生成和填充的调节作用。结合战略联盟数据库SDC Platinum和专利数据库UPSTO,以嵌入在高科技行业合作网络中的中国企业为样本,利用社会网络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闭合、知识基础与动态结构洞的多维匹配是实现创新催化的最小功能集;开放式网络情景下,组织嵌入在开放式专业化网络具有显著的创新催化作用,而开放式多样化网络存在信息过载的风险;封闭式网络情景下,组织嵌入在封闭式多样化网络具有显著的创新催化作用,而封闭式专业化网络存在过度嵌入的缺陷;结构洞生成和结构洞填充强化了开放式多样化和封闭式专业化网络的创新催化效能,抑制了开放式专业化和封闭式多样化网络对创新催化的促进作用;动态结构洞的调节效应存在时效差异,结构洞生成的促进作用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结构洞填充的调节效应随时间增加而逐渐减弱。        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技术创新网络的创新催化过程,识别创新催化的最优网络配置以及效能发挥的情景依赖性,对提升网络组织的创新能力、构建中国情景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