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清朝道咸之世军备废驰状况述略

咸丰帝即位初,赵光奏陈时务四条,指出："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驰,亏空累积"①是最大的时弊,可谓切中了要害。武备废驰是清朝后期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咸丰之前,清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八旗、绿营之分。从康熙朝开始,作为清朝"经制之师"的八旗兵已经腐化,绿营取代它成为军事主力。但到乾隆后期,绿营兵也渐趋腐朽,至道光、咸丰之世绿营兵已腐败至极,怯将疲兵,如同刍狗。本文试对这一时期军备废驰的状况作一些具体考察,以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清朝统治的腐败状况。一、将佐冒领克扣军饷,营丁生计日困翻阅文献,所见…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论清政府的军事制度对鸦片战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制之师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军约有二十万余人,主要驻扎在京畿和东北一带,其他的分驻在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中,京畿和东三省旗兵均没有调动,故大部分八旗兵没有参战.绿营兵有六十万,是鸦片战争的主力,所以,本文研究清朝军事制度主要以绿营军制为例.一、营制与守汛之制使清军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纵观整个鸦片战争,清军基本上是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诚然,在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和缺乏近代海军的条件下,在这漫长的沿海线上要机动策应来回迎击,是不现实的.但从局部战场看,这是可能的.如浙江、江苏战场,镇海、宁波、慈溪、乍浦、镇江、南京等战略据点相距大都在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当时清军有一支数量比较可观、有一定战斗力的机动部     

对太平军的历史考察

太平军在早年 ,分别男营女营 ,实行圣库制度 ,纪律严明 ,战斗力甚强。后来 ,成员日益复杂 ,粮食供应困难 ,男女混杂 ,纪律日坏。太平军兵由将招 ,饷由将筹 ,形成以家族为核心、以同乡为外围的大大小小的集团 ,较清军的绿营兵有较强的战斗力。久而久之 ,其弊端也突出显现 ,各集团之间互争雄长 ,互相仇杀 ,损失惨重 ,成了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     

简析乾隆年间林爽文起义时的福建绿营水师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五十三年二月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农民起义,清廷急调福建绿营水师赴台镇压。福建绿营水师在台期间,先后参与进攻诸罗、凤山等地的攻坚战斗,以及封锁海港、搜捕起义民众等辅助性军事行动,并承担起了运兵、运粮饷、护卫海岸等后勤保障行动,对剿灭农民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福建绿营水师在台的军事行动是很不得力的,从中彻底暴露出了其软弱无力与畏葸无能。     

太平天国时期的常熟地区

太平天国时期的常熟地区,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而复杂的。在军事方面,这里既有清政府的绿营兵、淮军,还有团练,在太平军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派系,犬牙交错,互相争斗。在经济方面,太平天国不否定业主的土地所有权,但是,佃农抗租风潮不断,使业户收租有名无实。在政治方面,乡官成分复杂,乡民残杀乡官之案屡见不鲜。在文化方面,也冲突不断。如此等等,可以使我们明白,在整个苏南地区,为什么太平天国取得常熟最晚,而失去常熟最早了。     

湘军源起辩

<正> 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编练了以所谓“守道君子”为骨干的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以后,练勇就逐步取代了制兵(绿营),导致晚清兵制的重大演变。所以,湘     

张之洞与绿营裁军

甲午战后,大规模裁撤绿营的按钮启动。按照裁军的不同诉求,可以庚子事变为分期,前期旨在裁兵偿还赔款,后期则以根除绿营制度为归宿。晚清裁军成案纷纭,迄无定法。张之洞一直主张采取稳健政策,主张分期分批逐步裁撤绿营,用较长的时间消散这一庞大的军事集团,减少社会震荡,并对被裁官兵给予比较优厚的经济补偿,应是切合乱世生态的裁军模式。但张之洞的裁兵措施未能得到多数省份主政大员的呼应和认可,没有上升为裁军的主流意识,仅仅推行于湖广等地。当然作为一种裁军模式,却不失为考察晚清绿营裁军的范例。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论中央苏区的军邮

红军军邮和普邮、党的机要局是中央苏区三大通讯组织。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1931年7月,红军信柜（军邮）成立。红军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收发邮件,还负担了传递秘密军事情报的任务。红军军邮除了利用普邮的邮路,还建立了15条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朱德与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及时实现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抵御日本侵略,坚持、发展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朱德作为八路军前方最高军事首长和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主要负责人,在不断提高自身认识的基础上,大力促进党内、军内的思想统一,不失时机地部署八路军实施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直接指挥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的成功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三峡地方武力初探

宋代三峡因其显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朝廷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三峡拥有全国最为详备的地方武力,不仅兵种齐全、兵量众多,且具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南宋后期西部抵御蒙古入侵的主力军。三峡宋军虽无统二的指挥系统,但它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联防体系,密切了三峡地域军事合作,有力保障了宋代长江上游的军事安全。     

走向经典的《惊沙》战争叙事简

西路军大文学叙事始于相关参战人员的个人回忆录,如《星火燎原》（第三辑）所载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及《历史的结论》、秦基伟《苦战临泽》、周纯麟《最后几匹战马》、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等,文字朴实无华,但史料价值极高。1980年代以来,吴贻弓《姐姐》、张勇手《祁连山的回声》、孙清国《红流》、董玲《西风烈》等西路军影视叙事作品相继问世,其主要不足在于以揭秘为讨巧、卖弄、说教、故事老套、语言机械、喻示表浅、效果失真、人物内涵不足、情节节奏缓慢等。2011年,安战军执导的《惊沙》以《苦战临泽》为史料基础,以“最普遍的寓言”方式展开西路军征战叙事。本片人物俊朗,语言深刻简练,动作干净利落,节奏张弛合度,已基本具备战争影视叙事的经典大片品格。     

当代军旅题材电视剧军人形象的变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越来越多体现和平年代军队建设与军人生活的电视剧出现在荧屏上,一大批阳刚、稳重、坚韧、刚毅的军人形象受到观众喜爱。和平年代,军旅剧中的军人形象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人物身份地位普通化、性格塑造丰富化、人物生存状态真实化,这些变化更加彰显了当代军人的真实风采。然而,在军旅剧人物走向大众的同时,也呈现出人物新模式化、人物设置偏颇以及娱乐元素滥用等新问题,阻碍了军旅剧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文章结合作品对当代军旅剧中军人形象的变迁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后来的军旅剧创作有所启示。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原因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在长沙先后进行了四次会战,特别是从1941年12月23日到1942年1月16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极高赞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场战役的胜利着实来之不易,分析这场战役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第九战区正确的作战方针、将士的浴血奋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这三个方面就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     

《贤者喜宴——吐蕃史》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著名的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吐蕃史》不仅叙述了吐蕃赞普的业绩,还大量地记载了吐蕃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行政建制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的社会和历史。该书取材丰富广泛,而且吸收了大量原始资料,例如吐蕃赞普诏告、会盟誓词、吐蕃小邦、氏族分布、五茹六十一东岱名录等等均为罕见史料,有重要史学价值,为后世学者所推崇。本文主要论述了此书的内容、特点及史料价值。     

论沈从文从军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与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沈从文早年的从军经历,影响着他小说的题材选择、价值取向,人物塑造等。在题材选择上,沈从文的自传体叙事,多写参军岁月;其乌托邦叙事,亦与美化军营生活相关;军队中目睹的死亡、动乱,促使其小说在情感情调上呈现沉郁与明亮的复杂状态;其小说笔下的英雄,多为普通士兵;这三者均表现出沈从文的从军经历是其创作的动力与源泉,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也为后人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