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存废与国家统一(1944~1948)

1944年至1948年间,滇西土司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反对改土归流。前两次会议都有英国人参与,史称"高理会议"和"小陇川会议",滇西土司开会的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以维护土司制度。民国政府避免了英国的干涉,将此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和平解决了这次边疆危机。1948年缅甸刚宣布独立,滇西土司又召开会议。民国政府立即展开调查并拟废除土司制度。8月,媒体披露了滇西土司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土司问题,以保留土司制度使土司服从政府管辖。这几次边疆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民国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土司遗产田野调查的多维度探索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现存土司遗产进行田野调查,既有助于各类人才培养,促进原土司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七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不仅能深度认知与理解我国土司遗产的文化本质,而且能将土司遗产的保护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纳入“文化制衡”的“民族生境”中进行探讨。     

“民国机制”与现代游记的“社会相”

从“民国机制”的角度考察现代游记的“社会相”,主要立足于民国历史场域与文学风貌的恰切同构:“社会相”的生成与民国时期旅行之风的兴盛、“风景”的社会化、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宪政理想与现实时局的矛盾,触发现代游记的社会关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而民国疆域的破碎性,则使现代游记的“社会相”涵容着不同的空间体验和价值取向;此外,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所营造的“车厢社会”,成为了游记作者管窥现实社会的“西洋镜”。     

清代理县“土屯”制度

清雍、乾之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过大规模的“改上归流”。但在川西北藏族地区的“改流”仅有杂谷脑和大小金川。它是四川藏区“改流”较早,而又较彻底的地区。然而,这里的“改流”却较为特殊,系以土屯制代替土司制。本文试述理县土屯制度。 改土设屯的原因 理县位于川西岷江上游崇山峻岭之中。改土设屯前名保县,改设土屯制后在旧保县城(今理县薛城)设理番厅同知,故更名     

云南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云南各族人民为这次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曾派出数十万英雄儿女,支授全国的抗日战争;同时又在滇西英勇抗战。滇西有几十万人民处在日本的铁蹄之下,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近三年之久,滇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奏。滇西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战场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抗战时期江西特种教育述论

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特种教育,本是国民党用来对苏区进行“文化围剿”的利器。抗战军兴后,在“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感召下,特种教育的工作重心由“文化剿共”转变为“抗战救国”,这一时期的特种教育为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容美土司的戏剧活动与南戏的形成

南戏是流行于湘鄂土家族地区的一个具有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的颇有影响的剧种。在鄂西八县、市曾流播城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与当年容美土司的戏剧活动有何关系?它与汉戏又有怎样的源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正于方家。一、南戏的特点、源流“南戏”一名,一般认为是取“施南”之南,故南戏又叫“施南调”,“施南”的来历,是指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改鄂西十八个土司世袭制为流官制,设六个县,成立府。并“沿用施南土司”(司治设在宣恩县)叫施南府。过去,有人认为南戏是从湖南流     

民国政府对凉山彝区的统冶

一、土司制度的延续 辛亥革命后,彝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延续未变,所有土司、土目仍保留清代建制,“夷务费”照样拨发。根据民国元年下川南三边屯务调查员的报告,有些地方的“夷务费”还有增加。仅雷波、马边两县所属土司、土目的“夷饷”就增发了二千七百八十多两①。此后,由于四川军阀混战,曾一度形成“省款断绝,抚夷费用,无从筹集”;割据上、下川南和建昌道的地方军阀,只管“勒索夷人”,不再发“夷饷”。但对彝族地区仍然是实行“防御和羁麋”的政策,即军事镇压和笼络、欺骗,“以夷治夷”的政策②。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唐崖土司王城建筑石刻的造“形”与造“势”

唐崖土司王城,城址环境优美,建筑石刻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研究意义。从实地考察入手,以环境艺术的眼光,用立体的观察方法,把土司王城的建筑石刻置于特定的时态和生态环境中,可以看到其遣“形”和造“势”的表达方式及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义。     

聚焦生命:鲁迅与厨川白村

从生命主体性和有限性为本质内涵的“中间物”意识出发,鲁迅直面生命的孤苦并进行“绝望的抗战”;厨川白村也承认生命的主体性和有限性,却以“宇宙人生的大生命”最终消解之并体悟到“生命的共感”,作出“苦闷的象征”的生命抉择。然而两人不同的生命体悟却包孕大致相近的气象,确证生命的“行走”或“动底”状态,在永恒的“当下之行”中展露生命的自由。     

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雍正朝对乌蒙、镇雄土司的“改流”是在特殊地域与特殊局势下的一次特殊战略决策。其背后的动因是为了清除漠西蒙古对乌蒙、镇雄土司的裹挟,防范西南土司倒戈,威胁清廷统治。与之同时进行的西南其他区域的“改土归流”,是雍正皇帝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清廷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管理的表现。所以清朝“改土归流”的实质,不是要对西南土司进行大规模裁撤,更非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一场军事战略决策与特殊事件引发的对西南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动。     

陈启天“新法家”思想源起探析

20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爆发之际,陈启天“新国家主义”思想体系内涵进一步发展。从“九一八事变”到《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此间,为应对抗战时局,陈启天提出了国家本位、国防建设和民主法治等重要主张,初步构建了“新法家”思想的框架。     

“联合政府”与美国对华政策——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反思之二

“联合政府”是抗战后期美国与国共两党三者之间交锋的一个关键问题。“联合政府”主张虽由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但却与美国抗战后期对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曾在国共两党之间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并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五点协议。事实上抗战后期也确实出现过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内外部环境,但最终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极力反对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霸权实质,导致了“联合政府”主张的失败。     

抗战时期海外的“伤兵之友”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民伤亡极其惨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渝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掀起了“伤兵之友”运动,为受伤官兵“广征朋友”。与此同时,在海外,尤其是在华侨社会,此项运动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推行。广大爱国华侨及国际友好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滇西抗战中的云南边疆各族人民

滇西抗战中的云南边疆各族人民金凯１９４２年５月至１９４５年１月的滇西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缅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滇西抗战中，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投入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以极大的牺牲和代价，为最终战胜日...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特点是：建立了所谓的“总统集权制”;逐渐背离“一中”原则。尽管经过7次“修宪”,台湾地区现行“完政”秩序中仍然存在“一个中国”的基本结构,这是国家统一的希望和基础。台湾地区从民主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着“宪政困境”：在国家统一之前,以台湾地区居民所拥有的部分“制宪权力”进行“宪改”,属于“违宪”,不具备合法性。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坚持所谓“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无解。“公投入宪”尽管设置了未来“修宪”的高门槛,但为“台独”分子彻底毁弃“一中”原则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之所在,有可能会将台湾地区的“宪改”引向歧路。     

论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兵制“旗”

“旗”是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下的地方管理机构，又是基层军事组织单位。多年来，限于资料，少有论及。本文从“旗”制的名称异同，特征，民族历史中所存留的原始性等诸方面进行了讨论。莲对“旗”制的利弊得失及其消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目前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土司研究更是备受瞩目。作为土司研究的重镇,吉首大学的研究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2004年,他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他们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并为其理论架构的搭建进行了不懈努力;2013年,为给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撑,他们组织全校力量,编写了《中国土司文化丛书》（共十一册）。今天,为适应土司研究发展形势的新需要,吉首大学决定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讨论的学术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决策,我们衷心祝愿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坚持,办出特色,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精品学术专栏。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均涉及土司文化研究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杨庭硕《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指出,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应以专制度政体的结束时间为参照,中国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宣告终结,“土司残留”并不代表土司制度没有终结。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后,我国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更替,民国政府解除了土司的义务,各地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完全丧失,这些均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有尚晴的一篇题名为《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的文章,利用新的方法论,专门讨论土司后裔在土司制度终结以后,为唤醒家族记忆,重续家族“传统”而做的种种努力。 本期的三位作者,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们的栏目,不强调作者的资历,而看重文章的质量。欢迎海内外学者奉献佳作,共同把“土司文化研究”专栏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