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五四批孔

五四批孔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非难乃至否定五四批孔者,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形,反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五四批孔主要集中在：1．把传统儒学作为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来批判;2．把儒家伦理作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来批判;3．批判和揭露北洋军阀新专制主义者利用孔学为其反动政治服务;4．指明孔学已不适于现代生活。这些批判今天看来仍然正确、进步,不容否定。     

“五四”批孔献疑

毋庸置疑,“五四”批孔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看到：其不科学性也极其严重。早在“五四”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至少有一位哲人———郭沫若先生就已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致一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中国有人在骂孔子,“更极端的人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试论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是我国近代革命史上风雪激荡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在文化战线上进行过许多的斗争,并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这里,笔者试图就此作些考察,并站在“五四”前后我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基点上,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高度,进行初步的研究和分析,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但中国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中国从1915年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就是在这一运动中,一步一步地站在文化斗争的前哨,成为先进的文化战士。     

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

对民众运动,尤其是城市工人运动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是深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一些论著在提及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时,往往或渲染罢工的人数与次数,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以赞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与丰功伟绩;或引用“无工不会,无会不罢”与工人“工资增到骇人程度”的言论,以论证工运中的“左”倾,从而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对民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失误或民众自发行为所致。为纠正以上两种倾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本文拟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作一再考察。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劳资纠纷,多因工人的经济斗争所致;当时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朝,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承先启后的历史坐标——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研究》简介

田中阳著《承先启后的历史坐标——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研究》一书于2013年8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报刊人的文化精神入手分析,继而深入考察他们所办报刊的作为及其文化成因,从而揭示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传播的互动机制。     

要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正> A.引言。如何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论和疑惑的问题。争论和疑惑的焦点之一就集中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式——“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上。有人因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而怀疑乃至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也有人在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时,为了维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而反对把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王满同志的《“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载《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以下简称王文)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两种观点,虽然具体表现各异,但实质和根源却是相同的:就是不能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表现形式。     

近代“桐城派”研究述评

桐城古文派从兴起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跨越了古代、近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者在勾画出它完整历史轨迹的同时,也考察了它进入近代大变革时代以后的兴衰变化。这里介绍的,就是关于近代桐城派的研究情况。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就被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起被打倒。在一场大的运动的高潮中,对某些旧事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对该事物进行较为客观、公允评价的事是常有的。但在这样的时候,也总是还会有人能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能够较早地提出对桐城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据他的学生魏际昌回     

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以反传统文化为旗帜,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这种影响,有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方式呈示出来;有时则由于现实与历史的文化氛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具有某些共通的文化气质。宋代的诗坛和五四时期的诗界就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氛围,这种时代风尚,使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呈示出宋代诗人的某些文化气质,从而对五四新诗运动和诗人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诗界的整体风貌。     

《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宣传

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成为五四时期“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致时人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感慨。《星期评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反抗资本主义、追求理想社会的世界性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运动,积极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并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同各国的历史、国情相结合等见解。《星期评论》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均持研究与批评的态度,其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在当时,它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仍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传统儒生到马克思主义者──论“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儒学,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儒学,就不能树立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不能因此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变革虽然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但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同样也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虽然已经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但儒学仍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灵魂。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师辈,在接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受过传统儒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的若干思考

就创建“信仰学”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一批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研究信仰,其中吴稚辉发表了长篇论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倡导建立一门“信仰学”专门研究信仰。吴稚辉说:“现在还不曾立一个信仰学,把宗教附属在他底下。毕竟让宗教一名词代表了一切信仰。反把种种非宗教的信仰,隶属在宗教学。惹得多数学问家而非宗教家的,常说宗教可以不信,宗教学殊有研究之价值。其实彼所谓宗教学,即指信仰学的全部。这又…     

论民主政治辩证否定之逻辑发展

民主政治从其萌芽到发展成为今天的一种较为完善的、成熟的国家制度,是人类文明在政治领域的充分体现。本文试从民主实现形式的角度考察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时期的“参与型”直接民主制度,到资本主义时期的“立宪主义”代议民主制度,直至今天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必然过程。     

超越个人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伦理观演变述评

五四时期,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启蒙思想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相应地,在伦理思想上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从倡导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替代封建家族主义为内容的道德革命,到以集体主义超越个人主义,完成了一次伦理观的飞跃。研究其伦理观演变的过程,对我们反思当代伦理观论争不无启发意义。一与大多数五四启蒙思想家一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重估一切价值”,但其独到之处是紧紧抓住伦理价值的变更,特别强调道德革命。他提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处于深刻历史变动的中国社会经历着一场道德失范和道德新旧转换的痛苦过程。他一方面承袭了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     

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史

一般认为，民间文艺学是“五四”的副产品。本文试图说明，在五四之前，还有一个“前五四”时期，即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的民间文学活动紧密关联，构成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期。回顾这一形成期的历史及当时民间文学思潮的一些基本特征，有利于反思中国现代民间文艺...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适的历史作用基本上被否定了,并作为反面教员出现,这是不公正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才“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     

一个双重文化历史使命--继承儒学精华与抵御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问题

我们面临着既要继承儒学精华又要抵御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双重历史文化使命;要充分认识儒学是一个二重性特点突出的庞杂思想体系,应强调继承其精华;要充分认识儒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不能以建设时期的标准否定革命时期的标准,不能因继承而否定近代反封建与批孔斗争;继承儒学精华与抵御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只有继承儒学精华才能更好地抵御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之亦然.     

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试论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意义

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意义,恩格斯曾经作过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他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在这里,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规律结合起来考察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我们探讨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意义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