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福建自贸区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实务改革——以上海自贸区金融商事案件审判为借鉴

随着福建自贸区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与创新,自贸区内金融商事案件呈现出创新性、专业性、国际性增强的新特点。我国处于自贸区建设初期,自贸区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实务经验不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金融商事审判作为自贸区法治建设重要环节与手段,面临新的挑战。当前,福建自贸区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实务处于缺失状态,而上海自贸区成立更早、案件类型更丰富。因此,福建自贸区在金融商事案件审判实务改革时应当积极借鉴上海自贸区的同类案件审判,进行新的梳理与归纳,重新审视立案标准、厘定新型法律关系、树立符合自贸区发展要求的审判理念等尤为重要,不仅有助于规范福建自贸区金融市场,更有助于完善立法,推动自贸区法治化进程。     

民间习惯法视角下的人格模塑——以侗族款词为例

侗族款词是侗族人民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造，并经过不断的汰选后而形成的一种民间法规。它长期对侗族人民的日常规范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侗族人民的人格起到模塑作用。本文就侗族的款词（以下简称“侗款”）所规定的民间法律法规，探究其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与人格的模塑，以期对民间习惯法的重新审视，指出民间法律在当今的社会构建过程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母题类型视野下的白马藏族民间难题故事——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为例

陇南白马藏族难题故事是以“解难题”为核心的故事,藉此表现白马藏族的聪明才智和征服自然、战胜自我的决心以及谋求自身幸福和实现美好愿望.其主要有巧女解题、长辈虐待、异类(穷汉)娶妻等母题类型,它们艺术地隐喻了白马藏族广大民众善恶相报的道德诉求和崇尚诚信的伦理考量,并折射出了他们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及其所倡导的道德自律精神.     

工业文明背景下民间美术的存在样态与保护——以中国木版年画为例

工业文明进程正在威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层次民间文化传统的断裂终将导致全民族在工业化生产中对自己“身份”的遗忘。当下的民间美术呈现着濒危化、产业化与自生自发传承等多样化的生存样态。在对其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当既遵循文化自身的规律,不破坏传统文化本质性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注重当代生活中人的精神需要,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不断保护、重建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使民间美术持续焕发活力,传承民族的文化基因,一如既往地通向全民的精神故土。     

身份与功能交互下的民间信仰景观——以青海西宁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搞活经济”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成为常见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新建的、基于神话和民间信仰打造的旅游景观,与当地居民及海内外香客对民间信仰宗教化的理解,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一处旅游景观,扎麻隆凤凰山的九天圣都筹建于20世纪末,现已成为区域内闻名的民间信仰道场。扎麻隆凤凰山身份与功能的交互与矛盾,以及扎麻隆村权力格局对其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论潮汕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慈善心理——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

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分析了潮汕文化背景下潮汕民间慈善心理主要表现为慈善认识、慈善情感和慈善行为三方面,分别为:乐善好施的价值认同、胶己人情义催化亲社会行为、从善如流的灵活作为。在此基础上从人的道德发展和文化更新两个维度做了进一步的反思,旨在优化民间慈善心理,提升民间慈善素养,促进民间慈善事业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更好发展。     

现代破产法立法目标与制度构成

立法目标决定法律制度的构成。现代破产立法目标强调的是个体和社会多元化利益的保护,在破产法律制度构成上必然考虑对多个破产利益主体的保护机制的平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2004年6月通过的《破产法立法指南草案,》确定我国新的破产立法目标和制度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破产立法应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

破产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而我国现行有关破产的法律规定中关于破产主体的规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应该扩大破产主体的范围,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从自然人破产的国外立法比较中可以看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存在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应相应建立自然人破产的危险防范制度.     

论破产法上的抵销权

破产法上的抵销权源于民法中债的抵销权,故具有民法抵销权的一些特征。但破产法上的抵销权又与民法上的抵销权有所不同,破产法上的抵销权涉及到众多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其存在的依据与行使的条件都值得特别的探讨。     

论我国新破产法中人民法院定位的缺失及完善

新破产法虽然摆脱了行政之手,却赋予了法院过多的权力,导致法院在与管理人、债权人会议的关系上发生错位。基于破产程序非诉讼法律属性的原理,人民法院不宜在破产程序中居主导地位,而应是中立、独立的裁判者、监督者。我国可考虑建立政府破产管理专门机构、管理人协会来理顺法院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债权人会议对于管理人的选任权、赋予债权人会议对于管理人报酬以及费用等事项的决定权,来理顺法院与债权人会议之间的关系。     

关于建构中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思考

破产重整制度的本质是司法性破产预防制度。该制度的立法目标是通过司法程序帮助困境企业实现再建和清理债权债务。中国现行破产法的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立法失败的典型受到广泛批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理清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在中国破产法重新修订之际,笔者重新认识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功能价值和内在机理,提出建构有效的中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战略思路。     

论新破产法对我国破产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新破产法所确立的一系列破产法律制度相对于旧的破产法具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企业一体规范,扩大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确立统一的破产标准,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引进破产人管理制度,有利于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保全,减轻了法院的负担;规定破产重整制度,有利于挽救破产企业,避免生产力的浪费。     

试论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可操作性差以及国家干预过多的缺陷,不利于企业破产的实践。拓展破产法的范围,提高破产界限的可操作性,尤其是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原则,是我国破产法立法完善应追求的目标。     

我国破产制度之刑事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破产犯罪规定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破产犯罪的主体限制过窄;二是对破产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较单一。我国破产犯罪的立法完善主要应考虑加强对破产保护的力度和提高破产犯罪的法定刑幅度。     

破产法的程序多元化趋势与我国破产法的改革

目前,世界各国的破产程序呈现多元化趋势,以满足多重破产目的和破产主体的多种需要。但我国的破产法在这方面显示出先天不足,程序单一粗糙,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介绍了对各国的破产程序,并对我国目前破产法的不足和改革方向进行探讨。     

我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述评

破产界限是破产法中最基本、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之一。各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有列举主义、概括主义、折衷主义三种立法体例。我国破产法采用概括主义立法体例,符合现代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立法体例的主流趋势。我国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界限为支付不能并且债务超过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十分严格。这一规定摒弃了我国旧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规定的弊端,实现了不同所有制各类企业法人破产界限的统一;既借鉴了西方国家破产界限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概念,又创造性地突破了传统破产界限的立法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正确的立法价值取向,有利于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