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结构化特征与对策

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来自于制度障碍、人力资本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就是要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整合各类配置性资源,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期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和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优先市民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期望落叶归根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扎根于城市的愿望,他们在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实现市民化的能力更强,成本更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更强,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市民,使其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则会危及社会稳定.现阶段,优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是符合国情的城镇化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阶段性状况,剖析了其矛盾冲突特征,提出了通过利益调节、价值观引领机制建设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对策建议。     

异质性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推进我国快速城市化,扩大内需,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其在同质性的总体特征下具有不同的异质化特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要根据其主体不同的市民化愿望、能力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循序渐进式推进。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却遭遇着以下困境：制度困境、生存困境、发展困境和心理困境。笔者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困境,即寻求走出困境的对策。     

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希望自己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者,却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享受到市民待遇。本文主要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提出合理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在市民化道路上,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三个尴尬:一是农民当上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市民的排斥,陷入孤独和苦闷,面临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稳固的婚姻失去信心。要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必须确立合法、公平、正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协同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稳定有序发展。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了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重大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也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可是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制度上的限制等却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博弈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加快城镇化进程,而且能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当前,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定困难。首先以政府和农民工为对策主体,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静态与动态几种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策,并提出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若干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将其收益矩阵进行了一般处理,使其结论更具普遍性。博弈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政府不宜采用大规模转化农民工为市民的政策。     

返乡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返乡创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空间、时间、速度上实现了三维协调,同时,返乡创业还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职业身份转变、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传统不科学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需求相契合,对市民化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