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谁“安居不动”,原文作者抑或译文读者？——试评强势文化中《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的翻译策略

让谁“安居不动”,原文作者亦或译文读者？长期以来在翻译界都是争论的话题。以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为个案,分析强势文化中林氏文学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共存互补现象;并指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选择的翻译策略的历史文化背景。随后得出结论,在文化翻译中,最佳的策略是如林语堂先生的让读者和作者相互走向对方,即归化异化彼此杂糅,以达到两种文化的互补和交流。     

让谁"安居不动",原文作者抑或译文读者?——试评强势文化中《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的翻译策略

让谁"安居不动",原文作者亦或译文读者?长期以来在翻译界都是争论的话题.以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为个案,分析强势文化中林氏文学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共存互补现象;并指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选择的翻译策略的历史文化背景.随后得出结论,在文化翻译中,最佳的策略是如林语堂先生的让读者和作者相互走向对方,即归化异化彼此杂糅,以达到两种文化的互补和交流.     

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京华烟云》中婚丧文化的异化翻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都把翻译看做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能否成功交际的关键主要在于是否能够将文化信息处理（翻译）得当。在林语堂生活的时代,中西方极少进行交流,以至于西方读者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并了解中国文化。因此,这就决定了林语堂在创作《京华烟云》时必然会以异化翻译为主,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目标语读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在林语堂的异化翻译策略中,又以＂音译＂和＂直译＂两种方法见长。本文即用＂音译＂和＂直译＂的异化翻译策略来分析《京华烟云》中婚丧文化的英译创作。     

从语意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视角看林译《浮生六记》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因受到不同的文化内涵、民俗习惯、风土人情等影响,文化信息的传递一直是翻译中的难点之一。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常被人拿来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角度,通过具体的例证,分析林语堂先生英译本《浮生六记》在传递中国文化信息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视角

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彰显文化的独特性又要使其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以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林语堂早在20世纪初亦有如此先明之举,他力排众议地以中译外和异语写作的方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文章通过分析林语堂文化外宣作品《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案例,发现在对待文化传播和中译外问题上,林语堂以其独特的文化态度,从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对中国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翻译,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也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娴熟的双语能力和灵活的创造性翻译手法。      

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析《Moment in Peking》中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

通过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提出的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进行阐释,结合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中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比较这两种翻译策略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指出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时,译者宜主要采用文献型翻译;以提高译文在西方读者中的可读性为目的时,宜主要采用工具型翻译。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林语堂和辜鸿铭的文化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形式。林语堂和辜鸿铭两位学贯中西、名扬天下的大学者基于自身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传统典籍英译实践中,两位大家对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有所不同,林语堂倾向于使用保留文化信息的异化策略,而辜鸿铭则喜欢应用删繁就简的归化策略。二者在译作中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解读思维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观。辜鸿铭激烈的挞西扬东观念与林语堂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中立中庸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两者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观截然不同,但都能讲好中国故事。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是必然,研究林辜二氏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文化观,将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林语堂对严复翻译观的发展

严复和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的著名翻译大家，他们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严复的“信、达、雅”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而林语堂则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回顾、比较了两者的翻译观，论述林语堂对严复翻译理论的发展，旨在说明林语堂的翻译观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大价值和贡献。     

翻译的文化解读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活动。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比中国翻译史上两位杰出人物鲁迅、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主张,不难发现他们二人身处相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翻译观,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大相径庭,这表明翻译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译者的主观选择,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译者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作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文化立场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语际翻译与文化翻译——兼论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语际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深谙的语和原语两种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就中国传统典籍的对外翻译而言,只有交互使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的色彩,才能使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异化翻译凸显文化差异

翻译已不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然而,文化各有其特性,没有完全相同的文化。所以,在翻译这种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差异。结合异化翻译理论以及对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证明异化翻译可以凸显文化差异。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文化观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具体体现在:鲁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主张"逐字译"和"洋气",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则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倡"句译"和"反对洋化"、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另外,二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后设表述在菜单英译中的应用——基于跨文化背景下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

文化专有项富含源语的文化因子,翻译过程中容易造成不同程度的文化亏损。后设表述作为一种文化补偿策略,能汲取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倾向的优点,在澄清西方读者的诠释盲点、促进中华饮食文化国际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效果。文章在跨文化背景指导下,以中式菜肴的菜单名翻译为例,从译者的立场、内容侧重、注意事项、运用要求等方面例示后设表述的运用细则,阐释如何将菜单翻译中的文化亏损减少到最小,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华饮食文化的精髓。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野下的林纾翻译解读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也为人们理解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的多重对话性。本文从对话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与合译者、作者/原文、读者及时代语境的对话关系。这也证明,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主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一场对话。     

试析《浮生六记》中的引典翻译——以“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为视角

文章以林语堂译《浮生六记》为研究对象,从诺德提出的＂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的角度,分析诗句和成语俗语的翻译特征。文献型翻译较多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而工具型翻译以更易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方式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译文中两种方法综合体现、相得益彰,在确保译文与英语读者的认知理念不相冲突的同时,较为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以林译序跋为例

副文本理论关注处于正文本边缘的其他文本形式,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在翻译研究中,译序跋是呈现译作、译者及当时社会语境的最重要的副文本。《林琴南书话》是林纾翻译副文本的大汇集。通过对其中翻译副文本的统计分析,发现:林纾翻译副文本既有指向“书里边”的内容,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有指向“书外边”的内容,折射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文学比较观以及林纾翻译的心路历程。      

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实践性跨文化交际的成果

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使西方人了解到了一对中国夫妇恬淡而可爱的生活。此书的译成是早于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出现的实践性的跨文化交际成果,该成果源于译者独特的价值观和翻译观,且无论从其交际内容、交际层次还是交际作用上来分析,该译本都可谓是实践性跨文化交际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