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时代的科学幻想和技术创造

魏晋玄学的清通自由和思想解放,激发了人们的科学幻想力;玄学崇尚自然之道,认识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沐浴着＂道＂的光辉,从而推动人们重视科学知识和机巧之利。玄学否定＂知＂与＂巧＂,主要是反对违背人性自然、物性自然和自然规律的人类的主观妄为和造作,反对人类对一己之私利贪得无厌的追求。     

加强规划 夯实基础 力推六项创新工程

加强规划 科学发展 【关键】制定好＂十二五＂规划,推动福利彩票事业科学发展恪守＂四个坚持＂,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前提总结＂十一五＂的发展经验,可归纳为＂四个坚持＂：第一,坚持了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     

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理性看待“全球化”浪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全球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为谋求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依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规律,中国应该理性对待＂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因势利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流,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主张＂顺应天常＂,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寡欲节用＂,强调＂取有度用有节＂。儒家＂天人合一＂＂顺应天常＂＂寡欲节用＂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符的,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对当今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一学说启示我们,在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培养全民生态意识;增强责任感,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增强危机感,实现资源持续利用。     

复杂系统及势科学原理——信息人社会与势科学理论研究之一

系统复杂的本质是系统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的相互作用,营造着强大的信息势而呈现出相变和分岔带来的＂不确定性＂,因而,应对复杂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抽象获得更多的信息量、营造更大的信息势。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因而,势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即比例（＂即＂表示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所以,老子说＂势成之＂,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比例＂。势科学原理由三个势定律组成,其核心是＂对称性原理＂。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此推动复杂系统从＂不对称→对称→不对称→对称→......＂进行螺旋式演化与发展。     

“以人为本”：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当代意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当代诠释,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的执政理念。这既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以现实的个人为本＂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源泉、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以现实的个人为本＂的基本理论的理解的创新、深化和发展。     

国民经济动员“EBGU”发展模式理论简评

＂EBGU＂发展模式理论是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模式研究的创新成果,该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母子堡＂到＂纳入式＂,再到＂EBGU＂的三个过程,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原创性与实践性,是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景观。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理性透析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和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治党的战略选择。理性透析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概要和实践要求,有助于推动党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北京：福利企业发展路径

北京市民政局区县福利生产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大民政＂理念,以＂创新福利生产工作模式,改善福利企业现状,推动福利企业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解决制约福利企业发展瓶颈,提高残疾人职工生活水平＂为目标,坚持以＂服务＂为理念,紧紧围绕＂扩大首都残疾人就业、再就业＂的最终目标,切实推动福利生产工作科学发展。     

空潭写春:论魏晋玄学与晋人之美

东汉末年 ,客观历史条件激变。儒学无法以其固有地位继续存在 ,名教信仰严重跌落。此伏彼起 ,“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遂因势生发。道、玄、儒相互冲突、相互引牵 ,运演出错综复杂的动态流变。玄学的出现 ,虽有清谈虚空之痼疾 ,却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不能迁就的是名教的异化。玄学整合架构了一个充满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美的时代     

当代英美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语境中的他心问题

身心问题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也被看作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内容。但自从20世纪初的一场哲学革命之后,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抛弃,身心问题也被英美哲学家们看作思辨哲学的最后堡垒而被抛弃了。由于语言哲学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因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哲学家们愈加关注语言使用者的心灵活动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对心灵问题的研究正逐渐成为英美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形式,“心灵哲学”被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而在这个领域中,他心问题则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Dialectics： Hegel,Marx and post-metaphysics

在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实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并开启了超越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哲学道路。马克思在对抽象理性和抽象存在（资本）的双重批判中，实现了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展开了辩证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构建当代人类的实践的辩证法理论，既需要深化对“形而上学的恐怖”的批判，又需要深化对真理-规律-客观性的探索，坚守“反形而上学”的“形上追求”。     

Three Revers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Theory of Metaphysics

迄今为止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是由以下三次翻转构成的：首先是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其次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再次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     

研究形而上学不应忽略柏拉图——与王路先生商榷

综观整个形而上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内涵、思维方式、方法特征在柏拉图哲学中已被决定性地展示出来了,不理解柏拉图,就不可能理解形而上学。王路先生在分析形而上学时之所以忽略柏拉图,原因就在于他常常只是纯粹从语言学和逻辑学、而且是形式逻辑的观点看问题。这虽然使分析严谨细致,但却往往失其宏旨,难于把握其内容要义。     

得意忘言：作为民族文学鉴赏的一种方法与境界

在庄子那里,“得意忘言”中的“意”,既可以指对象难以言说的精微意义,也可以指向形而上的“道”。“得意忘言”中的“忘”既是鉴赏者语言水平臻于化境的表现,也是鉴赏者领悟了对象深层审美内蕴、获得了高峰体验的反映。“得意”与“忘言”互为前提,是不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引领人们超越语言文字、超越此在去追寻与道合一、物我两忘的“至美”境界。所以,“得意忘言”这一命题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价值。而且蕴涵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发展过程中既影响到文人们对理想精神境界的追寻,也影响到文人们对理想创作境界和鉴赏方法的构想。     

从实践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独特性

马克思由实践观变革实现了哲学观的变革,他认为实践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类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活动,同任何形而上学的存在无关。从这种实践观出发,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是实践的人类学,它不同于实践的形而上学,也不同于先验的人类学,包括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两方面的内容。     

形而上学的辩证本质——阿多尔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和批评

阿多尔诺在其关于形而上学的课程中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读,对于理解否定的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在阿多尔诺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形而上学家,因为只是在他那里抽象概念与感性世界间的关系才第一次得到自觉、认真的对待。这种关系本身就表明了形而上学内在的辩证结构。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质料”等概念,试图使非概念的领域概念化。而这类概念恰恰昭示着非概念物的不可消逝性,从而成为非概念物的踪迹。这些踪迹的存在表明了形而上学的不完整性,并将形而上学的问题引向了形而上学之外。阿多尔诺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式与质料、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中意识到了中介问题,但由于其对主体反思的完全陌生,这种中介只是一种“中庸”,而非辩证的中介。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包含的非同一物的踪迹对于阿多尔诺反思近代形而上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肇论》佛教哲理研究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初入中土的佛教以此为契机而得以迅速传播。富于思辨的般若学在与玄学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异化为玄学化的般若学。享有“解空第一”之美誉的僧肇大师致力于将般若学从玄学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解脱论等哲学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外来佛学从傍依玄学而一跃成为发展玄学、甚至终结了玄学;佛教也因此走上了真正中国化的独立发展道路,并开始反哺中国文化,推动了整个中国哲学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海德格尔如何克服形而上学

20世纪 30年代海德格尔思想经历的转折 (转向 )是论题域的重大改变 ,即从“回到形而上学基础”向“克服形而上学”的转向。它从“物之纯真”和“人之诗意栖居”两个方面敞开 ,形成了两大主题 :其一 ,在现代技术的展现中 ,思考“物的纯真”如何被剥夺 ;其二 ,寻求在一种诗意的“言说”与“栖居”中 ,切近并守护“物之纯真”。克服形而上学的问题 ,既是克服形而上学的现实 (作为形而上学之展现的现代技术 ) ,同时也是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文化 (哲学 )。“克服形而上学”关涉着更本源的“真” ,是海德格尔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哗中对“思之本源”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