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及意义

2 0 0 1年 11月 ,中国与东盟决定在未来的十年内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这一举措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外在原因在于中国和东盟共同面临着整个世界经济衰退造成的贸易萎缩 ,美日等主要经济大国走向贸易保护 ,以及全球经济趋向区域化的压力 ;其内在的原因在于东亚内部经济发展的本身 ,以及本区域贸易的迅速发展这一事实。本文认为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会给中国创造更加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论述了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并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一体化系统,建立协商与沟通平台,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等不断完善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对策.     

论宁波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文章在分析宁波保税经济区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国际深水枢纽港、集装箱远洋干线港以及区域产业升级方面论述了建立宁波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从区位、港口基础、物流枢纽、经济腹地和城市综合实力方面阐述了建立宁波自由贸易的有利条件,认为宁波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功能宜定位为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和国际转口贸易。     

建立海南自由贸易区法律问题研究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做出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海南自由贸易区创新机制的建立应当借鉴国际上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殊经济区发展的成果,以此引导和推动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践与发展。     

中印合作新目标:建立自由贸易区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后,中印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两国同意建立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经贸合作方面,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目前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印实现全面合作的理想突破口:能有效促进两国贸易的增长,促进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及其后果

极“左”路线的泛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建国早期的表面上看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实质上的非民主的工作方式,导致了政治运动缺乏群众自主性,导致了党内个人专制局面和社会个人崇拜局面的形成,导致了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和社会表面“理想化”的狂躁,在这样的大背景影响下,中国社会中群体的行为与意识都按照“政治”的要求进行特定的整合,达到如臂使指的效果,这为“文革”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必须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拨乱反正。     

关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思考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形式,中韩两国领导层都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持积极的态度。2008年5月《中韩联合声明》的发表,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韩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中韩两国应把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作为首选,确定合理的目标模式,遵循科学的原则,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在“10＋3”和WTO的框架内,在不断加强合作中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     

关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就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所应采取的步骤。     

中国的泛市场化问题探讨

从"泛市场化"的由来出发,分析中国实行"泛市场化"改革的表现以及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后果,最终得出中国改革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大多都源于对市场效率的过多推崇。因此,应深刻反思这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在今后的政策改革和实施中,要转变政府的角色,真正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中国自由贸易区（FTA）战略演进进程研究

伴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FTA。中国FTA建设起步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已经生效或进入谈判阶段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增至14个。本文依据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和对外经济战略政策的演化,将中国FTA建设进程大致分为起步、推进和提升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中国FTA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今天不断全球性的经济中,自由贸易区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且现在已经有了100多个这样的贸易安排在实施中或在谈判中。自由贸易区导致的对于中国和各个东盟国家的影响程度,将依据产业和贸易的结构、要素和资源禀赋以及每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浅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利益要求。探讨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以及在此过程中应考虑的一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加入WTO的法律保护

从 ＧＡＴＴ 到 ＷＴＯ,它们的宗旨都是贸易自由化,回顾贸易自由化的理论渊源、历史 发展以及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它们对贸易自由化的现实态度。中国在即将加入ＷＴＯ之际,应当根 据国情,采用ＧＡＴＴ和ＷＴＯ的有关规定进行适度的贸易保护,以有效避免加入ＷＴＯ对我国的 负面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实现路径探析——基于次区域经济合作视角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政府率先提出并一直在积极推动的倡议,但这面临着利益协调,“宣言多,实践少;框架大,效率低”两个矛盾,以及来自于上海合作组织内外的威胁等问题的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较为现实的路径是在次区域层面上从局部开始突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阿尔泰区域合作区以及中吉乌三国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这三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将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论上海自贸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规范、清理税收优惠是实现法治、实现公平竞争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在法律工具主义思潮下,税收优惠的异化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具体到上海自贸区内的税收优惠制度,在肯定其创新性、科学性的基础上,未来区内税收优惠制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需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合理性证成的前提下,做到自贸区税收优惠的合法性证成;其次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应以税收中立为导向,防止对竞争政策的破坏;最后在立法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价上,要纳入比例原则作为考量税收优惠正当性的依据。通过上述手段才能维系税收优惠与竞争中立二者之间的协调,促进上海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     

论高水平开放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特色功能的法治实现

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不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不仅具有贸易、保税等传统功能,还承载了先行先试、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复制推广等特色功能。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要实现这些特色功能,在法治上还存在授权法律依据未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碎片化与外资立法缺乏衔接,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协调机制缺失,评估、决策、反馈机制的法治化未实现等一系列法治问题。因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法治建设应坚持法治定位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进一步明确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法治定位,加强国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基本法,从内部差异性立法到“一带一路”衔接立法,规则导向、公平本位以及评估决策反馈的法治化,从而分层次、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和推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法治建设。     

浅谈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之实施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正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为弥补WTO基本原则框架协议的不足,地区性贸易协定正不断扩散。作为东亚经济圈构想中的两个经济大国,中韩2005年正式展开关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官产学联合研究。如果中韩FTA顺利实施,不仅将是经济上的利好,更将扩大双方在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经济实力。文章结合经济学观点、历史数据和政策研究,剖析了对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基础的认识和展望。     

自由贸易条件下公平竞争的法律保护——对国际反倾销法的重新认识

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随着我国经济逐步按国际惯例与世界经济接轨，一个更为紧迫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如何从参与国际竞争和维护本国市场的公平秩序的角度，去寻求对内对外协调一致的反倾销对策，并使这种对策建立在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制基础之上。因此，正确认识国际反倾销法及其反倾销的作用与性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