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论中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区别

中西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天＂是形上层面的＂德性之天＂,西方的＂天＂是经验世界中的＂自然之天;＂中国的＂人＂是整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天（道）＂的人,西方的＂人＂是个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人类自身发展的人;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中国是内省式的,从正心开始,而西方是外求的,从研究自然开始。二者应当保持和谐的张力：在形上的超验层面应当具有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信仰,而在经验世界里应当注重＂人与自然（天）的和谐共存＂。     

“中国模式”的时代演绎及其“冷战”、“后冷战”国际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处于世界＂冷战＂、＂后冷战＂时代。中国审时度势,锐意改革进取,既为世界冷战的终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发展壮大国力,摒弃了旧有的＂中国模式＂理论话语。中国式改革使自己摆脱了苏东剧变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也兴起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尽管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中国模式＂论的兴起仍凸显世界融解的信息。其与中国威胁论的交错杂糅,又凸显了国际背景的复杂艰辛。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更应注重与海外的学术博弈。     

浅析“摩西十诫”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

＂摩西十诫＂对欧美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不仅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而且还决定着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与特征,从＂摩西十诫＂中衍化出的＂尊重契约和社会秩序＂以及＂关注私法和个人权利＂等理念成为了西方法律文化最鲜明特点之一,同时这也是＂摩西十诫＂留给法律世界的宝贵遗产。     

梁启超“自由”思想的学理见解

梁启超是中国清末民初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人物,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国民的自由权利、独立人格、精神与思想自由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对西方的自由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受中国近代的救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的影响,梁启超最终将其＂自由＂思想的落脚点放在了＂群＂和＂国家自由＂上。     

从“中国政治模式”的概念看中国人权发展

＂中国政治模式＂的概念源于中国历代户籍管理中灌输给老百姓家观念和义务观念的基本理念,反映到现在就是民众自省其行为对家庭和社会的作用。中国的发展只在于民心所向和自觉政治思维的广泛应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人权的发展,改革开放至今的成就证明二者的同向。中国政治模式是一个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开展的未来人类发展尝试,不仅代表体现世界各个层次的发展问题,也给西方所谓的＂保卫人权＂上了一课。     

关键的“误译”和有意的“误读”

林纾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时,看似好像留下了三种关键性的＂误译＂,即同名异译、删减基督教和增润＂吁天＂,塑造了一个内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汤姆形象。然而,这并非缘于通常所谓林纾不通外文造成的败笔,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误读＂：为唤醒同胞而有意曲笔为之。事实上,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迎合当时接受者阅读习惯和情趣,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试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家文化”情结

本土化是专业社会工作探寻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新时期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大陆已达廿载,但多数学者的观点聚焦在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上。实际上,社会结构的差异才是专业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最大困难,其中中国社会结构中特殊的＂家文化＂情结又是最凸显的核心障碍。实现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必须提升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文化＂的契合度,建立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实质性关联。     

近代西方“society”观念的生成

近代西方的＂society＂观念经历了三次变迁：19世纪以前,＂society＂是契约社会的代名词,其要义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要求国家成为专门的职能部门,权力受到制衡和监督,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的＂civil society＂确立了个人—社会—国家框架,指出了社会伦理存在的缺陷,认为社会只是家庭与国家的中介环节,不再是终极的伦理归宿;19世纪下半叶,系统整体的社会观由社会学者确立,＂society＂具有了跨时空含义。与此同时,社会进化学说确立了西方社会优越性的理论基础,＂西方中心论＂获得支持,影响深远。     

“伦理学”的厘定

＂伦理＂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伦理学＂却为中国亘古未有。以＂伦理学＂对译西方＂Ethics＂是经历了复杂的语义变迁和＂西—日—中＂的双重转换后才最终确立。这一学名的确定,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生长点。     

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中“乐”的思想

幸福感是目前西方科学心理学关注的一个焦点领域,西方幸福感的研究存在三种思路,即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在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中,＂乐＂的内涵与幸福感相类似,文章通过儒释道三家对＂乐＂的解读,意图对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中＂乐＂的思想进行探查、梳理,以期能丰富对幸福感的研究。     

新世纪东北“绿色影视”的环保意识源流

通过对新世纪东北＂绿色影视＂的梳理,追寻了创作者的环保意识源流,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强化于现代社会的＂和谐＂观以及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基于此,可以看到东北乃至全国、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影视＂的＂绿色未来＂。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西方“美狄亚”与中国“杀子”、“弃妇”叙事比较研究

＂美狄亚＂作为＂杀子复仇＂的女人的代名词,是＂为爱复仇＂的一种符号,折射着西方文明的某种品格。而中国没有＂美狄亚＂,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学中没有＂美狄亚式的弃妇＂或＂美狄亚式的杀子＂,而是说没有＂美狄亚式的因为爱情而杀子复仇＂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弃妇叙事＂与＂杀子叙事＂的断裂,反映出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一种）迥异的精神品格。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中国红”国家形象在国际语境中的解读

由于中国和西方各国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色彩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内容迥异的文化义。本文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并探究＂中国红＂所代表的中国形象的建设。     

清末民初“纪年”论争的宗教性因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应采用何种纪年方式展开了激烈论争,纷繁各异的纪年方案都呈现出追求世界发展＂公理＂的取向,在此过程中,宗教性因素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用以佐证不同纪年方案的合理性。而到五四时期,这一状况却根本改观,宗教性因素又成为知识分子对世界＂公理＂认同的障碍而被抛弃。这一转变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