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所录《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考论

南宋人所编《古文苑》中录有一篇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刘跃进认为其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以前,最迟也在元朔三年,是董仲舒任江都相时所作.笔者认为当作于元朔五年（前124）,此时董仲舒正任胶西相.刘先生还认为题目似为后人所加.笔者认为所疑有理,该文篇题确为后人所加,但拟写有问题.“记室”一职最早设置于东汉,对于西汉董仲舒文章的拟题来说,显然是超越了时代,应当参考梁任防所题《诣公孙弘奏记》和清严可均《全汉文》的题名方式,将其题作《奏记公孙弘》.     

公羊学与汉武政治

公羊学在汉武帝时登上政治舞台并取得独尊地位，这是汉武帝的两个重要谋臣——董仲舒和公孙弘努力的结果，公羊学完整的思想体系亦深受武帝青睐。公羊学对汉武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到文化，从政治到经济，无不留下它的印迹     

退让的智慧

汉代一个叫公孙弘的人,年轻时家里十分贫穷。后来当了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     

汉武帝刘彻用人及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汉武帝刘彻当政时人才辈出；汉武帝擢升平民丞相公孙弘及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汉武帝选拔奴隶将军卫青及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汉武帝时人才鼎盛的原因总结及其启示。     

公孙弘儒法结合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公孙弘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个以儒生身份荣登相位之人。他居相位之时,上书请立太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又不是单纯的儒家,他的思想中又渗进了不少法家成份,他以儒术缘饰文法,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成功地应用于国家治理,他的思想对西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一统的自觉追求与《淮南子》的文学思想

在秦统一前达到自觉境地的文化整合,由于吕不韦在与秦廷的较量中败北,及“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尽废先王之制,而《吕氏春秋》亦无用矣。”①汉代统一以后,百家之学,再度各显身手,“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之首,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考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重大问题。《资治通鉴》编年在建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贤良诏策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就布下了疑团。后世学者又提出了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等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刊载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文章,主建元元年说,标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不作于     

历史视野中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德化”观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一方力主对匈奴实行"德化",反对桑弘羊继续以武力攻伐。"德化"是先秦儒家处理四夷关系的基本主张,是儒家追求和平性的体现。贾谊、董仲舒、公孙弘等汉儒也主张"德化"四夷,但在具体应对上他们却灵活机动,另有一套立足实际可操作的对策。贤良、文学则将这种理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实际策略,是先秦儒家民族观念在汉代的重兴。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内附前后的"德化"思潮及王莽"德化"四夷的虚伪运作,都是"德化"思想伴随儒学兴盛后不断被宣传及强化,以致变形的结果。这一历史过程也启示我们儒学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时刻做出权衡、平衡方可保持其生命力。     

论中国隐士劳动传统与禅宗劳动态度转变的关系

隐士劳动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劳动文化。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式佛教在面对社会对其的经济批评时，吸收了中国的劳动文化特别是隐士的劳动文化，主动改变，自力更生，实现了佛教生存方式的转变，适应了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从语言和文化视角探析中国英语政治词汇

中国英语政治词汇是中国英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本文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分析了中国英语政治词汇，首先对中国英语政治词汇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特点，并最终指出了其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论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对于汉王朝同匈奴奴隶制政权之间的“和亲”问题,从汉代一直到现代,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了两千多年了。 汉代的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记述道:“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昌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     

论谭嗣同哲学的学术渊源与学术价值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颇具哲学家气质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变法思想和《仁学》一书的研究已达较高程度，但对其哲学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价值则研究不够。本文剖析了谭嗣同哲学的学术渊源，肯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即：谭嗣同哲学接续了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又使传统哲学走完其最后行程，告以终结。在学术思维方式上，他抛弃了经注主义，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论证哲学问题。他是中国近代较早接受自然科学洗礼的思想家。     

汉学家卜士礼的中国陶瓷鉴藏与研究

英国学者卜士礼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中国文物鉴藏家、艺术品交易商和汉学家，可谓是西方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中国陶瓷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在华期间，他不仅投入以中国陶瓷为中心的古物鉴赏和收藏活动，还立足于深厚的学问探讨和诠释中国陶瓷艺术。卜士礼研究中国陶瓷的方法，以中国学术成就和方法论为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其后之研究者，其著作成为了后续同类出版物的范本。卜士礼丰富的中国陶瓷学著述，充分显示了其中国陶瓷研究的前沿性和系统性，也成为了欧洲学界理解和阐释中国陶瓷文化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     

中国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的起步─—对“总理衙门”的历史考察

“总理衙门”的设立，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晚清政局变革中是一颇具震动的大举措。这是清政府、也是若干年来中国第一个专管外交的机构。本文试用在考察其成立的背景，梳理其各部门的功能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其与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作用。其成立的背景是清政府在外压的威力下，在打开了不愿打开的国门后所不得不作出的反应。其机构设置，各部门的职能，既采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惯例，又不能与封建陈规彻底脱离干系，表现出此机构本身的临时性、过渡性、矛盾性、异质性。其对一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作用，又突出表现为竭力适应外国外交体制，创新以除旧，破中国历来无专门外交机构之先例，为中国外交纳入国际轨道起了促进作用。     

《周易》名言所反映的华夏道德思想拾零

一直以来，在广大中国人民心目中，《周易》都被认为是一本带有神秘色彩的占卜算卦之书。然而事实不仅如此。这本经历了几千年流传的古代奇书，不但展示了中国古代人民杰出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更以其所具有的精辟的思想、深刻的内含，成为奠定中国几千年来道德、文化传统的渊源之一，其所外延出的华夏文化思想不仅影响了昨天的中国人，更有新时代对其所作的新的诠释使其以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意识领域，而且其还会以绝大的魁力影响后世的中国人民，使它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内质在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永远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冷遇谈起——对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的反思

作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俄苏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遭到了冷遇，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业已终结，而且也不再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兴趣。这种现象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是丢失了一块宝贵的精神资源。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以往对俄苏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存在着缺失与误读，在过度崇拜与赞誉中接受了被我们自己变形了的俄苏文学，从而造成了对俄苏文学的误读与曲解。还原俄苏文学的本来面目，重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是让俄苏文学重新回归中国读者视野的前提。     

周恩来与贺龙的莫逆之交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南昌起义的枪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正是南昌起义，将当时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与担任起义前委书记的周恩来两人的命运紧紧系在了一起。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他们的交往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走过了和平时代的坎坷，其情可感天地，其谊可泣鬼神，他们之间的莫逆之交堪称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孔子思想中对中国梦的阐释简

中国梦是是中国发展目标的新规划蓝图，体现了中国政治、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当代关切。中国梦不仅是中国文化精神、哲学基础和理想色彩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高度凝练的形象化展现．具有多元汇一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的实践特征。而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在其儒家思想中提出了对于中国梦的多维阐释。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周易》思想的若干体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结晶。这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周易》是中华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典籍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方针指导下，辩证分析《周易》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容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有利于赋予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从《周易》的若干合理思想出发，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探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周易》思想的若干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