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数量型环境规制优化

2020年完成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为优化数量型环境规制创造了条件。可是对比美国酸雨计划产生的巨大环境效应和高达1∶30成本收益比的经济效应,中国数量型环境规制成效甚微。数量型环境规制按照等边际原则重新分配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数量,将实现总量控制下的费用最小化,给予固定污染源选择低成本减排路径的自由。可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规范管理制度来优化中国数量型环境规制,具体路径为：提升排污交易法律位阶、分清环境监督管理职责、实行综合排污许可制度;科学设定总量控制目标、正确选择市场交易模式、合理分配初始排污权;明确准入标准和规范交易流程、完善监测系统和强化监督检查、严处违规排放和健全问责机制。     

不同政策工具对发电企业碳减排的影响路径

在全球致力于减小温室效应、减少碳排放的大背景下,电力行业作为碳减排的"主力军"和"潜力股",实现发电环节的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发电企业是发电环节的主体,通常可以采用技术手段或市场手段来控制发电企业的碳排放,环境型政策工具即是典型的市场手段。本文基于碳排放权交易、绿色证书交易和发电权交易这三种政策工具,分别分析其影响发电企业碳减排的路径,阐述不同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时对发电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并提出了促使政策工具更好发挥作用的几点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企业集团内不当交易行为的规制研究

"企业性"与"市场性"的双重性质,可能使企业集团利用其内部企业间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与转移定价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引发诸如操纵利润以逃税、交叉补贴、逃废债务、垄断性并购等不当市场行为,对此进行必要的规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对企业集团内不当交易行为的现有规制政策不够完善、且缺乏协调.有关部门应从税收制度、会计准则、公司法等角度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以此构建连续互动的企业集团内交易的规制体系,促进企业集团的良性发展,营造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环境保护职能

政府在考虑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 ,应当遵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 ,这样才能在衡量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有一个客观的、可操作的标准 ,从而使其制定的环保政策更具有连续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其中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有力手段     

中国企业集团内交易与转移定价的规制

由于"企业性"和"市场性"特征,企业集团可能因其内部关联交易与转移定价而实施单个企业所无法运用的市场行为以谋求不当利益。因此,对企业集团(尤其是跨国公司)内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与转移定价进行规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述环境变革对企业内交易与转移定价的影响,剖析企业集团内关联交易与转移定价引发的不当市场行为,如操纵利润、交叉补贴、逃废债务、垄断性并购等,并着重从税法、会计制度、反垄断法、公司法等方面提出对中国企业集团不当的市场行为进行规制,尤其是对企业集团内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与转移定价进行系统规制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及政策启示

在比较分析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和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不同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运用污染产品和劳动力要素的竞争性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及其对环境工具选择的启示,最后结合国外环境税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实施绿色环境规制,开征独立环境税,坚持环境税收中性和组合运用多种规制手段等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空气污染、排污权交易与区域环境质量提高

２１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 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并逐步在不 同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样本,选取各省(市)被批准为国家SO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确切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采用多期 DID 和 PSMＧDID 方法对 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第一,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且该结论稳健可靠; 第二,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污染末端治理与生产前端管控这两种污染治理方式实现了 减排,且这些作用途径对SO２这一污染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第三,若试点地区的政府环境 治理意愿越强,但政府实际环境治理力度越弱,则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 效应,同时高度市场化地区的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更为明显.提出应加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针 对性、指向性和引导性,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潜力.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新兴市场规制理论研究述评

新兴市场规制理论包括寻租理论、可竞争性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理论等主要内容,这些理论从制度、市场结构和交易契约等方面创造性地研究了市场规制的特性和提高规制效率的制度途径.笔者认为,市场规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减少了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会引起规制社会成本和"政府失灵".因此,有必要在此问题上进一步完善和研究市场规制理论.     

两种政策工具对实施清洁生产企业的激励效果分析

对激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环境政策工具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清洁生产的经济外部性并建立了相关模型。通过分析,得出可拍卖的交易许可证对该行业实施清洁生产企业的激励效果要优(?)排污税或污染削减补贴的结论。     

论排污交易法律关系

论证企业间以排放指标为标的的排污交易、环境主管部门与企业间的排污行政许可及排污费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三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提出对它们分别进行法律规制的设想。认为为使环境行政管理不对排污指标的市场配置机制造成障碍,法律应明确排污交易适用商事交易规则,对于排污交易引起的排污权主体变动,应以对出卖排污指标企业进行许可证变更或解除以及由购进排污指标企业申请新排污许可的制度模式进行承认。此外,还论述环境管理部门在排污交易相关管理体系中应具有的法律功能。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有效性,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指标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对二氧化碳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效果是逐年增加的,对不同工业污染物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本文的发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用市场交易治理生态环境的突出成效,为新阶段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行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提供重要的启示。     

理论融合视阈下的城市社区老年助餐多元供给研究——以上海个案为例

福利混合经济和协同治理为研究老年助餐多元供给提供不同视角,二者的理论逻辑具有共通性。根据福利混合经济供给、融资、规制宏观分析框架可以建构协同治理政策工具使用、权力资源交换、共同规则制定微观分析框架,进而形成老年助餐多元供给网络宏观到微观的整体分析框架。以上海光明村老年配餐中心为个案,宏观分析可以发现:助餐供给主体中,政府、企业、社区、老年志愿者责任边界分明,政府制度生产能力不足和经济规制僵化导致助餐点运营出现亏损。微观分析可以发现:助餐多元供给网络的形成源于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强制类政策工具与市场类政策工具搭配使用织成助餐多元福利安排生产网络,自愿类政策工具与信息类政策工具搭配使用织成助餐多元福利执行管理网络。但政府规制缺乏共同行动规则使企业独立发展受限,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用受损,政府整体协作治理能力有待增强。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最终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履行落实,意在使污染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技术创新。以“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为自然实验,以清洁企业为对照组、污染企业为实验组,从地方政企策略行为的视角,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央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减污效应和创新效应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央环境规制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给予清洁企业以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而污染企业会采取减少产出、迁移、产品转换、退出市场等威胁性策略,迫使地方政府为其提供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以进行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2）与清洁企业相比,污染企业一方面因治污成本增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因融资贷款用于研发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使中央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3）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央环境规制仅提升了国有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降低了中部地区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美国SO2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排污权交易是污染物防治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当前,我国将SO2作为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控制对象,提出了明确的减排任务和目标,但政策实施的效果却很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美国在SO2污染物防治方面的制度安排是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对我国的SO2排放和减排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排污权交易可以为我国开展的SO2减排工作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     

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

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倾向不同,存在信息不对称,政企关系向契约化和交易化方向发展,从而导致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变形走样。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建构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博弈模型,设计相关参数,可以发现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力不强的关键环节和原因,从而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