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的内涵、效应与中国碳税总体框架研究

碳税是基于激励的价格型碳减排政策工具,是使外部性内在化的庇古税。碳税能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虽在短期内抑制经济增长,但中长期将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它能降低能源消耗,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但会扩大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在碳税设计时,应以二氧化碳估算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征,开征之初实行每吨二氧化碳20元的低税率,以后渐次提高;同时,建立完善的减免与返还机制,注重与其他税种及其他碳减排政策工具的相互协调,以形成合力。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制度、技术等许多因素的制约。文章认为当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面临技术或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时,经济工具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困难,此时也许使用命令控制工具会更好。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工具创新——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分析

基于外部性理论,从绿色交通和环境规制的理论分析展开,通过对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以及隐性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的作用进行现实考量,梳理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在绿色交通应用中的诸多问题,并指出政府可着力从完善绿色交通法制、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推广信息公开、建立宣传培训合作机制、加强规制工具的协同运用等方面来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绿色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规制关联交易的比较法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集团、资本市场的发展,关联交易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已受到广泛的关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关联交易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美国在处理关联交易引起的法律问题时,通常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我国公司法未将关联交易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在关联交易规制方面存在不足。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规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制度,对合理地规制我国的关联交易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建立了环境规制作用分析矩阵.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非都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综合成本影响小又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企业存在竞争力上升的可能.这对于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制定合适的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及其执行效率考察

本文以中国环境规制手段及其执行效率为考察对象。首先,对中国历年以来的环境规制方式进行梳理;其次,选择几种具有典型代表的规制方式的执行情况进行考察;最后,对影响中国环境规制手段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环境规制手段以行政命令型为主,执行成本较高,加之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唯GDP取向等因素,中国的环境规制手段虽然方式众多,但是执行效率并不理想。     

庇古税、科斯定理与政府角色的定位--对"污染反弹"现象的分析

为使环境问题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庇古税和科斯定理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前者完全依靠政府干预,后者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针对我国"污染反弹"严重问题,应采取在政府一定程度参与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保护环境的方法.而尽快设计和实施符合我国特点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     

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及政策启示

在比较分析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和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不同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运用污染产品和劳动力要素的竞争性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及其对环境工具选择的启示,最后结合国外环境税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实施绿色环境规制,开征独立环境税,坚持环境税收中性和组合运用多种规制手段等政策建议。     

论环境规制中的结构性失衡——对中国环境规制失灵的一种理论解释

中国环境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规制中存在着三种结构性失衡:公众与企业在参与环境决策和诉讼中的失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在规制权力上的失衡;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在互相竞争中的失衡。欲解决此种现象,必须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法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建立环境公共利益的公众代表机制;加强责任行政制度,强化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责任;建立以环境价值评估为基础的生态赔偿与补偿制度。     

环境规制、环境表现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和环境表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基于2015-2021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压力与环境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通过增加定量性披露以满足合法性管理动机;（2）环境表现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规制压力增大,环境信息披露会更加真实反映企业环境履责表现;（3）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效应产生补偿性机制作用。文末就如何提升环境规制信息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成本核算

环境成本核算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虽然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务运用方面却停滞不前。环境规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促使企业将从社会总体角度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增强企业环境保护意识,这必将推动环境成本核算的运用。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代际公平与环境规制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威胁着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需要政府通过环境规制的手段加以解决,以增进社会福利。但现实中政府并非是一个完美的外生机构,往往也存在失灵。因此,秉承代际公平理念,分析政府环境规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