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

华商海上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至迟在明初已呈现,此说可纠正国际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的华商海上网络是欧人东来以后才建立的观点。华商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条件,在于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造船业的兴起,以及朝廷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还在于东南沿海,尤其是闽南海商的崛起和海外中国移民的逐渐增多。华商贸易网络形成,不但一改宋以前中外贸易主要由蕃商蕃舶主导的局面,而且形成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华商初步主导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的格局     

华商网络与华商文化

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落叶生根，不断发展，并对中国经济振兴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究竟靠的是什麽“关系”？他们有什麽法宝？有哪些高招？这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华商网络与华商文化。 华商网络首先是以宗亲关系、乡土关系和行业关系为纽带的商际网络。即是人们常常说到的“亲缘”、“地缘”和“业缘”。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华商们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会碰到这些天然的缘份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於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闻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这与西方国家…     

海外华商携手做大做强

海外华商的崛起成为世人关注的一大热点。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华人正透过充满活力而紧密的商业合作,取代正在亚洲及世界经济中处于滑落趋势的日本,华商网络将在亚洲占支配地位。     

论海外华商“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海外华商在人际关系上讲究的是“以和为贵”。主要表现在:他们注意保持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海外华商网络,他们拥有良好的企业外部人脉圈;作为外来迁入人员,他们能和本地人保持良好的族际关系;同时,通过各项活动,他们还与当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海外华商家族企业的发展与创新——以李锦记个案研究为例

本文借李锦记的个案研究,阐明了海外华商家族企业成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是进行现代企业从管理制度到企业文化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把旧式家族企业推向现代化的新型家族企业。最后,文章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海外华商家族企业应以全球化观念和新的经营思维,随时调整生产经营战略,发展新业务,加强新管理,通过探索和创新,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开创可与欧美模式、日本模式一比高低的崭新的华商家族企业。     

明清海禁政策与海上商业力量的消长——以王直、林凤、张元隆海商集团为对象的个案分析

明清时期,国际海上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海洋经济的勃兴促进了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和兴盛。武装海商集团的出现则是这种张力的独特表现形式。但同时,明清朝廷对海疆安全愈加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限民防外的海禁政策。16世纪以来,以王直、林凤、郑芝龙为代表的海上商业势力相继叱咤于东南沿海兴盛一时,但由于缺乏适宜生存的社会土壤和发展空间,终至走向败亡。以张元隆为代表的清代海商是和平发展海上贸易的典型,却仍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张氏欲依靠自己的船队走向世界以与西方海上势力争锋,这种锐意宏图最后只能在中国海上商业力量发展史上再增添一幕时代的悲剧。     

华商网络对中国FDI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

中国法律环境的不健全以及官方传递的信息有限均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不正式壁垒。而华商网络可以克服这一不正式壁垒从而对中国FDI的流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985-1999年FDI母国与中国的华商网络关系密度每增加1%,将会促进流入中国的FDI增加4.316%,而且这一促进效应将会随着海外华商对祖国认同度的加强而逐渐增加。     

“华商”海外非商业风险特点和形式浅析

非商风业险是种个人不可抗力的外在风险，有风险多样性、不确定性；危害程度高、难以预防等特点。当前，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进一步加速，诸如恐怖主义、公共传染病、特定行政限制、突发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威胁困忧着“华商”，“华商”海外经商环境面临严峻的非商业风险。其中政治性、刑事犯罪性和意外伤害性风险是“华商”海外非商业风险中主要形式。有关各方应高度重视“华商”安全：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走近华商会——写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召开倒计时100天

公元2001年6月9日,一个令人期盼、令人关切的日子。长江、钟山、古城,彩车、锣鼓、方阵。此时此刻,古城南京人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指日而数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召开倒计时100天。 海外华商 此时,我们想起昨天。炮火,硝烟,洋寇。国无宁日,家园被毁,许多炎黄子孙不得不在向长城深深一磕后,背井离乡飘泊海外。据史料记载,中国人侨居国外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00     

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

近代国家外交护侨的主要措施是建立领事馆。随着晚清朝野对华侨认识的逐渐转变,保护和利用华侨成为清朝华侨政策的主要内容。南洋在中国周边地区具重要战略地位,也是华侨聚居之地,应当是清朝设领的重点地区。但由于朝廷对设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推动不力,且外交人才缺乏、驻外使节布局失误和外交事权分散等,因此屡误设领时机,导致在晚清时期中国所设的45个领事馆中,在南洋地区仅设立7个领事馆。     

试析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越南封建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华侨华人规模较大地移居越南.越南封建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华侨华人政策,并逐渐细化,使对华侨华人的管理有例可循,有法可依.越南封建政府对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主要是以其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受中越关系的影响.     

略论十六——十七世纪中国与欧洲列强关于东南亚事务的冲突

明代中期以来,西方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与传统的亚太国际关系体系的主导国——中国,展开对处于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洲（亚洲和大洋州）的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地区的争夺,中国与欧洲列强就三大问题产生了矛盾和磨擦:一是东南亚诸国被西方列强侵占,破坏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二是大批东南亚华侨遭虐待、驱逐和屠杀,三是中国在东南亚的采矿计划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本文将围绕这三大问题进行讨论,对冲突的原因、特点、双方态度进行剖析,以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崛起时代中西社会的历史走向。     

语言的缺失与东南亚华语戏曲的没落——以马来西亚为例

华语戏曲在海外传播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20世纪前半叶是东南亚华语戏曲的黄金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华语戏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中原因是多方而复杂的。华语戏曲自身的困境最突出地体现在语言的问题上,华语方言的缺失导致华语戏曲这种古老的文化娱乐形式陷入了实质性的生存危机。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事情》评析

该文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调查报告<南洋华侨事情>出台历史背景,分析了报告对南洋华侨的认识以及报告对日本政府制定南洋华侨政策的影响.     

2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简论

2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装饰艺术出现不同于传统的面貌 ,西方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传入影响了 2 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的发展。在经历了“西化”和“民族化”曲折历程以后 ,中国装饰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回顾 2 0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的历史 ,认真吸取经验和教训 ,为新世纪中国装饰艺术的发展 ,为创建中国现化装饰艺术学派而努力。     

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朝贡贸易。1684年,康熙皇帝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四口通商对早期的中英贸易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英商不享受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缺少贸易中转站又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英国商船来说,即便到达四口也难以售出货物,更无力购买大宗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四口都缺乏同英商长期贸易的准备,一时难以组织英商所需的货源。为了加强对英商的管理,1757年,乾隆皇帝将中英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并推行公行制度。同年,东印度公司职能发生转变,实力强大的“公司国家”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茶叶贸易,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收支的重要筹码。     

中华海外儿女抗日在南洋--东南亚华侨的武装抗日斗争

华侨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支系.东南亚是海外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侨人口已超过600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太战场的重要区域.在从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的三年半时间中,面对入侵和占领东南亚的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在南洋的中华儿女--华侨在艰苦的条件下奋起抗战,在华侨华人史、东南亚史和世界反日本法西斯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