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和阶层归属的双重变奏

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机制,在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改变着人们的阶层归属。同时,由于阶层归属不同导致各阶层在受教育起点、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过程以及享用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出现了教育阶层化的倾向,这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教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向贫困开战

教育的推广和普及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有效手段 引起现存社会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 1.人们的家庭出生的差异。 2.不同个人的遗传因素、智力、才华等天赋的差异。 3.不同的个人的机会、运气的差异。 4.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代代相传。不同阶层的通婚可以缩小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实际上传统、习惯、风俗等社会补充性非正式规则,往往限制了高阶层人员和低阶     

浅析家庭背景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从家庭的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及社会背景三个方面着手,分析当前家庭背景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认为：教育机会不均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差异,但家庭经济背景的不同预示着未来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意识地教育、引导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获得成功;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家庭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改变居住环境和学习环境来影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美国补偿教育计划对我国基础教育机会公平的启示

在黑人的社会运动推动下,为了帮助低阶层家庭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补偿教育计划,无疑对美国的教育乃至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的补偿教育计划对我国实现基础教育机会公平三部曲——就学机会公平、就读优质学校机会公平和教育过程参与机会公平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初探

研究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有重要价值。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分析法及访谈法为辅,选取广东省某市156名教师作为对象,研究发现:教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母亲受教育程度比父亲低;教师父母亲职业比较单一,职业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人占的比例较大;不同年代的教师,家庭背景存在显著差异;选择教师职业受其家庭背景重要影响;家庭背景优劣影响教师教育观念呈现;家庭所处阶层不同,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不同,家庭背景越差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越高;教师的自信心以及教师综合能力也均受其影响。     

美国不同家庭背景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

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不同家庭背景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差异总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然而,他们在"上什么样的大学"方面的机会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即高收入家庭子女更多地就读于层次较高的四年制大学(最终可获得学士学位),而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多就读于两年制学院(最终只能拿到一个副学位或一个证书).导致不同家庭背景子女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原因极其复杂,应通过各种制度性倾斜政策,尽量为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提供大体相同的教育资源,以缩小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使不同家庭背景子女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处于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以实现公众认可的教育机会平等.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研究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处于转型中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研究发现,各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差异非常明显.其中,阶层辈出率最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其子女的受高等教育机会水平,是阶层辈出率最低的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子女的40.12倍.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情况,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严重不公平状况必须得到尽快改善,否则只会加重转型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程度,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原因及对策

建国后我国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性别差异、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而传统观念、城乡文化和经济以及阶层差异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指出要缩小女性入学机会的差异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大力发展经济,增加教育投入;发展文化事业,转变传统观念;女性自身要重塑形象,自立自强;高等教育系统要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创设良好的条件     

日本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探析

教育机会均等是探讨教育问题的重要概念之一。战后日本为实现其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颁布实施了诸多政策，为消除各种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问题做了很大努力。近来从日本先行研究结果来看，多表明各收入阶层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在缩小，然而也出现了高等教育机会差距在扩大的研究结果，结论并不一致。文章从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政策入手，通过关于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阶层间差别和地区间差别的研究结果，分析日本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并探求其原因。     

社会转型期农民自杀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民自杀既与传统时期农民自杀有相同的逻辑,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现代性进村与农村社会文化结构及农民家庭和个体发生碰撞和作用的结果。不同区域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差异巨大,农民自杀也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同一村庄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农民群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从而使得农民自杀不仅有时间和空间差异,还有年龄、性别和阶层的差异。家庭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场域,家庭矛盾是农民自杀的主要诱发因素,降低农民自杀率首先要从理顺家庭关系着手,现阶段尤其是要将老年人从子代家庭关系中剥离出来,消除可能导致他们自杀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还要构建干预农民自杀的国家责任,通过国家设置议程、采取措施确保农民不受到“自杀”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