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歌中的神话思维探析

叶芝诗歌中善于运用神话原型或母题,通过作者对神话思维独特的运用和理解,解释人生中的各种感知、秩序、现象或意识活动,其诗歌中神话产生的背景和叙述内容融合了真实的历史成分。本文从神话—原型批评切入,分析了叶芝诗歌中的神话思维与诗歌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叶芝诗歌的深层结构潜藏在作者的神话思维中;诗歌中的许多意象来源于神话;诗歌叙事反复地重写着古老的神话并创造着新的神话。     

《悼念叶芝》:从传统哀歌到现代智诗

本文对奥登的《悼念叶芝》作了一个比较式解读。《悼念叶芝》是一首现代挽歌,是一首充满智性的悼亡诗。与传统哀歌相比较,它的现代智性表现在三方面:意象陌生,意绪冷峭,意义延置。文中将原诗与传统哀歌作了对比分析,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出《悼念叶芝》与传统田园哀歌之间的区别。     

《古诗十九首》植物意象统观及文化意蕴诠释

统观《古诗十九首》中运用植物意象的十首诗歌,其植物意象可以分为四类进行诠释,即“时序之草”、“生命之树”、“遗远芳华”和表现“情爱依附”的植物意象,而每类植物意象又各自具有较为深远的文化意蕴。在对《诗经》、《楚辞》植物意象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体现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艺术风格。     

象征主义与意象主义诗歌之比较

象征主义(Symbolism)和意象主义(Imagism)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两大流派。象征主义诗歌(亦称象征派)被视为开创西方现代文学的滥觞;意象主义诗歌(亦称意象派)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一场革命”。显而易见,它们在西方现代     

流动的生命意识--试论林徽因诗歌的“时间”意象及其成因

在林徽因的诗歌中,有关“时间”的意象几乎占了一半。虽然同为“时间”,但因时间、背景、心境等因素的不同,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含义。林氏诗歌的“时间意象”大体分两层意思：第一,对“时间”有着较为普遍的关注和思考;第二,这种关注和思考有着统一的内涵与意蕴。本文希望梳理林徽因诗歌时间意象的类型、诗歌时间意象的意蕴、诗歌时间意象的成因,进而勾勒林氏诗歌中“时间意象”的发展脉络和意义层次,以便从“时间”的窄门中挖掘出更广的时代律动与更清晰的心路历程。     

《再度降临》：叶芝历史循环诗学再阐释

叶芝的历史循环诗学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一般认为其来源有佛教密宗、犹太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对于《再度降临》这首诗歌,之前的解读理论基础普遍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和圣经解经学。结合对叶芝其他一些代表性诗歌的文本细读,本文认为叶芝的历史循环诗学思想还应该包括凯尔特文化传统,尤其是灵魂转世说。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西象征主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两者的不同在于：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的“忧郁”和“热忱”,来自于对社会的整体否定,以及个人极端发展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人与世界”这一永恒性命题中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却总是关注与“个性生命”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个人精神所呈现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特点,使他们对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就其诗歌意境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中西象征主义虽然都追求诗的纯美理想,重视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等,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抒情与感觉更为重要     

英语抒情诗歌中的意象修辞分析——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两首诗歌为例

意象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英语抒情诗歌中经常为诗人所使用。意象的使用成为诗人抒发情感、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手法。文章通过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两首诗歌的分析,揭示了意象所表达的意蕴以及和诗歌内容与主题的密切关系,同时还提示读者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要理解诗歌的主旨和深层内涵,需要首先领悟诗歌中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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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中西方意象差异——以庞德译李白《长干行》为例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中西方对诗歌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意象在中西方诗歌中有不同的体现,同样,对意象的不同诠释会反过来影响诗歌的认同和传播,这点在意象派诗人E．庞德译中国古诗时体现的尤为明显。笔者以庞德译李白《长干行》为例,以中西方诗歌意象差异为大背景,论述庞德译作中的诸多不足缘于对中国古诗意象的理解偏差。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诗歌意象结构的审美组合

诗歌意象结构的审美组合董小玉意象，是中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理解它的审美构成及组合方式对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都大有益处。“意象”一词，最早出自《易传·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注：“夫象者，出意者也。”象是意的寄托、喻借物。...     

从《丽达和天鹅》解读话语、权力和真理

叶芝的《丽达和天鹅》（1923年）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归因于性爱和暴力这两种人类本能。本文通过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米歇尔·A·里斯卡的叙述视角理论对文中丽达的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全新诠释，使我们认识到这首诗歌所表述的古典希腊神话传说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强奸”故事的复述，更是一个他者形象对话语、权力和真理的自我重新构建。     

孤独、坚韧、美丽的女子赞歌——《孤独的割麦女》与《惠安女子》比较

《孤独的割麦女》和《惠安女子》两首诗歌分别呈现出一“动”一“静”的画面,虽然两者在文本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主题趋于一致。通过对华滋华斯和舒婷两人的创作背景和生活经历的探讨,不难发现两人、的诗歌之所以能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歌的艺术效果,乃是由于他们对女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悲悯情怀。     

雕塑新诗——从意象组合上看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独特性

李金发在中国现代艺术和新诗创作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式的人物。他是中国在国外学习雕刻艺术并进行艺术实践的第一人,是把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引入到中国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进行象征主义新诗创作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在他独特的诗歌世界中,其意象的呈现颇具特点,从意象的角度对其诗歌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刘勰的审美意象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阐述的有关意象的美学思想，上承《周易》的“象”论；将“意象”凝定为一个稳定的审美范畴，并深入地、多角度地论述了意象的物化过程。刘勰所谓的“意象”，包括“声文”、“形文”两个维度的内涵，这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刘勰还将“比”、“兴”与意象联系起来，作为意象的不同创作方法。     

象征主义与鲁迅《野草》中的“梦”

象征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后来波及欧美诸国.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成为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它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和直觉主义,它的基本主张是诗歌应当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这派诗人认为,只有凭“直觉”,即一些非理性的神秘的内心体验,才能认识真理,欣赏并创造美.他们很多是苦吟诗人,刻意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但常常走进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死胡同.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他的一首有名的诗《对应》,后来成为象征主义的宗旨.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阿斯正     

康德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女神》中的体现

本文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阐释了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一些意象 ,认为 ,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础是哲学 ,读《女神》产生的哲理思辩是诗歌欣赏较高的层次 ,而诗歌的意象能给读者产生一种哲学思考正是它的重要艺术魅力。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意境、意象异同论

意境与意象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两个传统的审美概念。现、当代的文艺理论著作中,“意境”运用得比较多,受到重视,而“意象”一词因“形象”一词运用得广泛,长期来反被掩盖了。直到西方现代文论近几年来较多地被介绍过来,其中有一个二十世纪初叶欧美的“意象派”(Imagism),声称他们创作的宗旨就是受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启迪而形成的,于是“意象”说才又在自己的故乡热闹起来。由于我们过去对“意象”说缺乏系统的研究,不少理论文章运用这一审美概念时,往往与“形象”、“意境”发生概念的混乱。对于意象与形象,从最初出现的同、异,到存在于不同的审美观照,以至表现出不同的外相内性,我在《意象、形象比较说》一文中已加以梳理和初步界定。现在,我想对于“意境”与“意象”也做一点同样的工作,探讨一下“意境”与“意象”的源流异同,论证不能用西方的“意象”说来否定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意境”论;“意境”与“意象”作为两个生命力很强的审美概念,在当代文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活动中,还能够继续发挥既有区别又协调一致的“共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