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画法入诗”与诗中情画——论宫体诗的绘画笔法与娱情主题

梁代宫体诗为满足齐梁时代诗学新变的短咏需求而采用画法入诗手法,借鉴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等绘画笔法刻画日常生活的诗意与圆融之美,艺术地将音乐、绘画、戏剧式的美集中凸显于诗歌语言形式、意象构成与审美意境中,使审美主体对诗中情画所传达出的审美情趣获得愉悦感知,开唐人诗中有画之先河。此时宫体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目的已与传统诗教顺美匡恶教化功能无关,与永明诗人将隐秀情思作情在词外的隐性表达也不相同,其诗作目的就是为了吟咏日常俗世生活的常态之美,以此获得审美娱情,建构快乐人生,也因此构成宫体诗声色审美的娱情主题。     

“美善相乐”与“声无哀乐”——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四题

中国先秦时代,人们通过对"声"、"音"、"乐"意义辨析而形成流传至今的"音乐"观念,"以声变成音,音和乃成乐","和"是音乐美学之核心观念.一为人间社会"政通人和",一为超越政教功利顺应自然的"天人之和".古代音乐家有两种审美取向:一是由"乐以安德"而至"美善相乐"实现教化目的;一是以"无言而心悦"而强调"声无哀乐",维护音乐创作与接受独立的审美品位.     

古典诗歌声律美及其现代价值的探索——兼评孟祥鲁著《中国诗歌声律学》

<正> 孟祥鲁先生在大学中文系除讲授古代汉语基础课外,还开设中国诗歌声律学专题课程.《中国诗歌声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孟先生积多年教学和研究心得,精心撰著而成。该书内容分绪论、中国诗歌的基本声律技巧(上、下)、古体诗的声律、近体诗的声律、词的声律及曲的声律等七章。对古典诗歌声律美的综合论述,尤其是对古典诗歌声律学的现代价值的探索,构成孟先生此书的鲜明特色。历来关于古典诗歌声律的论著,率多分别论述诗、词、曲的声律,着意于使读者认识诗、词、曲的不同的声律特性及格式。孟先生则认为:1、诗、词、曲除原本依据的音乐的差别外,其声律的原理其实相通;2、不仅古典的诗、词、曲的声律有其相通的共性,而且现代的新诗因仍是汉语的诗歌,其声律形式也仍然能从古典诗歌声律中获得滋养。基于这种认识,孟先生撰著的《中国诗歌声律学》一书,就不仅表述了他对于祖国古典诗歌声律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心得,而且表现了他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而研究古典诗歌声律学的明确的宗旨。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的兼容共生——论胡应麟的诗学观念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诗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学思想集中见于其诗学理论代表著作<诗薮>.在<诗薮>中,胡应麟所提出的最主要的诗学范畴是"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在他看来,诗的基本要素就是"休格声调"和"兴象风神".这二者的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体格声调"主要指诗歌的体裁、句法、音韵、声律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兴象"指诗歌创作中以自然感发的方式来创造的审美意象,"风神"指一种好诗所具有的风华神韵,类似于严羽的"兴趣"."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关系."体格声调"是"兴象风神"的基础,"兴象风神"是"体格声调"的升华.胡应麟在文学史的观念上提出了"体以代变"的文学史观,认为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由生发到极致到衰落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种文学发展观植根于"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哲学思想.     

论陆游田园诗的“太平”书写

陆游的田园诗中频繁出现"太平"一词。称颂时世太平气象,展现诗人的太平心境,构成了其田园诗两种重要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他齐家治国、修身养性的最高理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的中兴是陆游田园诗太平书写的时代背景;儒家"美政"的诗学传统、宋以前陶渊明等人诗歌对"心太平"境界的塑造,成为陆游田园诗太平书写的艺术渊源;而邵雍大量吟咏太平的诗作更为陆诗提供了最直接的范本。陆游田园诗的太平书写有其历史和艺术的合理性,但也有客气假象、虚矫作态之嫌,"太平"实质上成为了一种带有浓厚理想化色彩的文学性书写。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诵诗的崛起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吟诵之风的形成

诗歌吟诵在魏晋南北朝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原因有很多,如时代风尚对声韵的关注和佛经转读对美听的讲求等,但诵诗的崛起当为最根本的一个。一方面,随着诗、乐的分离,文人诵诗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其时,不但与音乐脱节的新的诗歌节奏需要吟诵来表现,而且获得了独立发展后的诗中之情意亦需要由吟诵来体味。另一方面,随着诵诗崛起的士人群体精神之独立,使得诗歌的主要功能由"兴""观"而转为"群""怨"。文人士子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礼教的性情抒发,同样刺激着诗歌吟诵的兴盛。     

“声与诗”之我见

“声与诗”的关系涉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创作与鉴赏的诸多问题,因而成为历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古人和近人对“声与诗”的关系曾作过多方面的探讨,其成果不可忽视.但是.客观上由于科学地阐述清楚两者之间关系并非易事,因为它牵涉到音韵学、声律学、文学、音乐、生理学、审美心理学等多门学问.同时又受研究方法的限制,所以至今有关“声与诗”关系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的需要深入,有的需要开拓.有的则需要重新审视.下面就其中的三个问题略表管见.     

"诗中有画"的界限与适度--对闻一多《秋色》的另一种解读

"诗中有画"虽然使闻一多的诗歌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审美效应,但是二者的过度混界也给诗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斫伤.首先,进入诗歌的色彩是附丽于情绪的,情绪的隐遁也必然带来诗情的隐遁.其次,色彩的使用也须适度,由浓丽而达到浓缛同样会使繁复堆砌的色彩和线条遮蔽了艺术美感.此外,文学的工具较之绘画的色彩和线条更富于精神性,因此,诗歌借文字来捕捉精魂的神通是绘画所不及的.通过重新解读<秋色>,有助于探讨诗与画的界限与适度.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审美寓意

严羽《沧浪诗话》出现后,几百年来对此书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可谓毁誉参半。不仅有对此书观点的不同意见,连他使用的"以禅喻诗"的方法也遭人批判。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来说明他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诗学风气有很大关系。"以禅喻诗"只是他采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目的是为了说明诗歌的主旨即是"吟咏情性",这重新开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审美本质。     

词体艺术的两个回归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艺术,诞生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语境中.最早出现并可配乐而歌的诗歌艺术,在中国古代道统文化背景下,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于音乐的语言艺术.在"诗言志"传统下,其伦理教化功能日益突出.而同源于古乐府的词体艺术,从诞生之初起,就始终与音乐相伴相生,并且将诗所不能言的内容纳入到自己的艺术表现中.它的出现,使语言艺术回归到了音乐性和文学自身审美性的传统中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慎诗学体系论

杨慎代表着明代中期诗歌的最高成就.基于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卓绝成就,杨慎也认真总结诗歌的创作理论,从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诗学体系:就本质而言,诗歌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就诗人而言,"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诗人必须具备先天的艺术素养,除此之外,还要多读书,多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就技巧而言,诗歌"假喻以达其旨",以"比"、"兴"为主,表达作者蕴涵于心胸的自然真情,以使作品显现风韵之美;就审美而言,诗责"隐而彰",言简意赅,点到即止,含而不露,从而使读者产生"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审美效果.     

论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意蕴

孟浩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清"著称的优秀诗人,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清"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形成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意蕴.一般论者在阐发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内涵时往往只强调其意境幽远、语言素淡等特点,而聚焦于久为人们所忽略的孟诗之"清"中蕴涵的"风骨"即力量之美的因素,却旨在获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顾城诗歌的意象之域与“谣曲”风味

顾城诗歌既承中国意象诗之传统,又融现代西方诗歌之理念,其诗歌的意象之域具有独特性,其意象种类之丰富,组合之奇妙,意味之多义,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高峰。虽然顾城并没有刻意于诗歌的韵律,但由于其取自于大自然的意象和萌于童心的天然韵律,所以其诗歌一方面具有自然情感的内在节奏,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民间淳朴的"谣曲"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