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强行突破“三就地”——兼论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

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有“三就地”型、“两就地”型、“渗透复合”型和“辐射扩散”型等.“三就地”型是面向本地资源和市场,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两就地”型是面对本地资源和自身加工能力,就地取材,就地加工,产品远地销售;“渗透复合”型,取材、加工和销售远近结合,纵横渗透;“辐射扩散”型是建立在本地原材料丰富、独占的基础上,或有稳固可靠的大量外来原材料,本地加工规模大而集中,销售渠道通畅,销售辐射半径大.各地乡镇企业发展,采用哪种模式,应根据本地具体条件而定,决不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不能想当然地诠释"两个决不会"

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论断,不是对“两个必然”思想的“纠正”和“补充”;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主观地想当然地诠释和套用“两个决不会”论断,其理论逻辑所导致的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补课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规定;不应借“两个决不会”予以否定。     

意象的方法论意义与诗画互补之美学意蕴的形成路径

意象对于诗画互补的哲学意义在于以意象为核心的诸范畴为诗画互补这一美学现象的生成提供了方法论意义：在意象的类二元组合构架下,一方面,“意”将人们的创作思维经验性地引向诗,“象”将人们的创作思维经验性地引向画;另一方面,在意象的组合构架下,人们不再局限于“象”对“意”进行言说的经验习惯,也意识到“意”对“象”的规定性。于是,在方法上人们经验性地将抽象形式存在的“意”置换为特殊的艺术存在形式“诗”,将抽象形式存在的“象”置换为特殊的艺术形式“画”;同时,意象之“意”与“象”的结合亦被经验性地转变成诗画的融合互补。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论梅村体的个性风貌

吴梅村力主“诗与史通”,其代表性诗作如百川贯海,汇成一部明、清之交的“编年史”。“梅村体”的个性特征在于:诗人用七言歌行体叙事,数量特别大;诗中融入了有关“个人荣辱”的种种感叹,展示了“人格失衡”的情感悲剧;胸罗万象,笔在蛇龙,尽情地挥霍人、事,洒脱地调度古、今;风骨如“女将征西”,庄重而华贵。     

《诗经·时迈》篇创作时地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定 ,《诗经·周颂》中的《时迈》篇 ,是西周开国之初在“天下中心”的“成”地 (即后来的“成周”之地 )大祭上天时的作品     

“寂寂地死”与“不堪地活”——鲁迅与张爱玲的悲剧美学比较

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都体现了悲剧美,其异同在于:其一,“清醒的恐惧”与“惘惘的威胁”———“大恐惧的悲剧美”,鲁迅是清醒地反抗,张爱玲却是缩命地默认;其二,“寂寂地死”与“不堪地活”———“悲剧美学的终极追问”,鲁迅在死亡面前,陷入反抗“无物之阵”的绝望与虚无主义的怪圈,张爱玲则体悟生存的长久磨难。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综合考虑行业周期、专业特点、“特殊培养”目标及性别差异,科学、合理地确定“特殊培养”时间和地点,提高“特殊培养”效果;建议实施费用全包的“一揽子工程”,彻底解决“特殊培养”学员的后顾之忧,调动选派单位的积极性;选拔“特殊培养”学员,应严把汉语水平和专业技术标准关,保证选拔质量;加强与“特殊培养”机构的沟通,根据南疆三地州基层单位的实际需要和工作开展条件对少数民族科技骨干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培养”;建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设立“特殊培养”管理机构,出台一整套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工作管理制度;建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南疆三地州汉族科技骨干培训项目”。     

爱因斯坦与名誊和金钱

爱因斯坦的名字虽然早已“红得发紫”了,但他自己竟会“尚未知道”,直到几年后才突然“发觉”。所以在回答新闻记者的询问时,他宣称:自己对何以成名也“莫名其妙”!爱因斯坦不过分地“喜爱”那一件事物,也不过分地“憎恶”那一件事物;大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论语》中孔子的经济思想初探

在《论语》中孔子明确地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占有更多的财富以改善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渴望富足的生活,弃卑贱的生活。其经济思想包括:“胜残”、“去杀”;“节用”、“爱人”;“轻徭”、“薄赋”;宁弃“利”而勿弃“义”。     

谈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正> 《人民日报》1981年元旦社论,在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四项原则”时,直截了当地写上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有的同志看后说:“一个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我们认为这个说法颇有商榷的必要。在列宁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他在一定意义上说过“一个阶级专政”,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过“一个阶级掌政”。有的同志可能是不自觉地把列宁所说的“专政”与“掌政”混同起来了,在这两个具有不同涵义的名词之间简单地划上了一个等号!于是就把列宁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误解为:只能是“一个阶级专政”。由于     

对“翻牌公司”的历史透视

在政府机构职能转换过程中,某些行业主管部仃不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职能,而只是简单地换块招牌,将原有政府部门的招牌变为“××总公司”、“××集团公司”。人员依旧,职能依旧,管理方式依旧。这种由政府机构摇身一变而来的所谓“公司”,被形象地称为“翻牌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导向型改革中出现“翻牌公司”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涵义、历史背景,也蕴含着丰富的昭示未来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启示。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广东理论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运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弘扬“五四”精神,广东青年理论工作者80多人于4月21日在广州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磊莅临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张磊同志指出:“五四”是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五四”精英们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继承“五四”,要很好地     

实践“三个代表”与从严治党

腐败不除 ,实践“三个代表”必然会困难重重 ;治党不严 ,实践“三个代表”的种种努力都将大打折扣。腐败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主要障碍 ;从严治党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选择。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对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提出了新的标准、新的要求 ,提供了新的动力。一方面 ,从严治党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不折不扣地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贯穿到从严治党的每一项具体措施当中去 ,化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 ,我们要不断加大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力度 ,真正做到使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     

“选择论”能代替反映论吗?

<正> 在认识论研究中,有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概念不能揭示人类认识的真实情况”,“人工智能已经完全、彻底地否定了反映概念”,     

私营企业人力资本运营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矛盾

在公有制条件下“私营经济”重生的逻辑中,我们强调是人力资本的作用;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私营企业人力资本运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实条件下,私营企业人力资本运营仍面临着“自信”与“他信”、是“资本”还是“成本”、“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等方面的“两难”选择。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