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学的基本概念之辨析——兼谈"渝派文学"的阐释可能

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然而对于抗战时期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界缺乏细致地考察和明确地界定."抗战文学"及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等这些概念内涵外延不清,表述上有些混乱.这势必将影响抗战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宽和深入.从现代文学三十年整体来看,重庆和北京、上海一样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从重庆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也_一样可以命名一个文学派剔"渝派".笔者就是在考察并指出现存的抗战文学研究诸多概念的缺陷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希望基于此能展开对抗战文学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增深我们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解.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学事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和作为消费文化支撑的大众传媒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了“美女作家群”、“80后”等一系列文学现象。本文提出“媒介文学事件”概念,从理论上找出这类文学现象运作的一般规律。首先通过特征描述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概念,其次将定义要素转化成一种类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它,并进一步认为,“媒介文学事件”与消费文化的内在联系存在于“符号消费”。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略论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地域差别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审视古代文学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等各方面因素,也会不断变化,它们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历代文学创作既是后续文学发展的背景,也是解析后者不可或缺的互文性因素;同时,地域文学还呈现出地域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只有从动态角度看待地域文学,才能把握其丰富的内涵。本文即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探讨了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问题。     

福柯的文学生命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文学活动而著称,他的不少概念都被文学理论家们不断挪用,并构成当代文学理论及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福柯的文学理论思想究竟是什么却是福柯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70年代以后福柯向权力话语的转变,尤其是生命政治概念的提出,并逐渐用来取代他之前阐释文学的主要概念,从而不断形成了生命政治的文学本体论。文学的生命政治学的提出使福柯抛弃了文学的真理机制而过渡到另一种更为基础的介入现实的文学方法论,同时也敞开了一个文学表述的法外空间和可供亵渎的例外状态,使得一切非理性、界限经验和声名狼藉者在其中都获得了话语正当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理论话语,这一概念自身有着不确定性和丰富性,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由于中国文学自身的特质与研究者对现代性概念理解的差异,造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模式化和片面化,应当引起对现代性的反思.     

20世纪西方文学的"文化品格" 成因与价值

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变异是如此的明显,从而形成了它与过去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差异甚大的特性,由此,20世纪西方文学也就被打上了别具一格的时代痕迹,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文化的氛围,从而呈现出20世纪西方文学极为鲜明的"文化品格".显然,探究20世纪西方文学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原因和认识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把握20世纪西方文学,而且更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西方社会和文化更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从素材选择看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现——以现代岭南小说为例

20世纪以来,岭南小说通过边缘性素材对地方风物、家族人事方面进行密集书写,展示了“岭南制造”特殊印记,文学再现了岭南地区文化特质,形象展示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文学素材取舍的考察有助于分析边缘性文学如何成为主流文学的补充,揭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塑型作用。     

宗教精神、文学想像与学术品格－－评王本朝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为考察对象，厘定其文学思路，探讨其问题框架及其学术突破和研究方法，认为该著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从历史流变、精神遇合和话语方式等角度，把该论题推进到整体关照和综合研究、价值整合与规律探索的学术前沿，进而反思了“从文化考察文学”研究方法的示范意义。     

"东亚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以台湾文学为例

借由布迪欧"文化场域"及柏格"文学体制"等概念,我们可以尝试探索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从而以比较的视野来检视20世纪以来在东亚不同地区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学现代主义";同时,时空意识差异、文学史发展周期等分析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更细致地描述东亚各文学传统间参差平行及不对等互动的复杂关系.最后以台湾战后现代文学运动中几项特殊的美学实验为例,可初步阐明这个研究方向对系统性探究现代华文文学发展谱系所可能产生的贡献.     

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

李唐统治者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必然选择的儒家“文德”政治是一种文化性格极强的政治，于是唐代的“文学”也就与这种政治文化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并受到其双重的规定，从而在实质、功能、风格及品位等诸多方面显示出鲜明的规定特征。不过这种文化规定变成文学事实是要经过一个由理性精神到感性实践的“下降”与“融合”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得以贯彻实现，则与政治制度（如教育—科举—文官体系）的强有力的保证分不开。因而这种文化规定又是其他文化（如佛、道）的“影响”所无法比拟的。     

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理论研究综述

在20世纪的法国学界,布尔迪厄以激进的批判精神而闻名.随着其场域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学界刮起一股“场域研究热”,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等多种学科对场域理论进行学理阐释与应用研究.文学界对场域理论的研究著作与文章颇丰,其中以陶东风和朱国华等学者为代表.文学场域理论将文学活动的考察置身多种学科的交叉中,使我们在考察文学现象时能还原到其发生语境中.其主要概念工具“习性”“资本”等都是处于实践状态下的应用,布尔迪厄试图打破以往学术研究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模式,为学界贡献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澳门文学”的概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以来,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使"澳门文学"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其实"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它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并将在完善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     

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这一理论生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前苏联学者对教条主义和庸俗化倾向给文学理论产生的危害进行反思时提出的一个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国学者在反思“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失误时也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或“审美反映”的理论观点。如果对这一理论再进行反思也可看出它的未尽人意之处:它忽视了审美是艺术活动的一种自主性、自觉性意识;它没有看到审美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它把审美意识形态和其它意识形态看成平行并列关系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它没有看到审美意识不光文学艺术具有,生活中也有审美意识;它没有看到文学除了有审美意识之外,还有非审美的意识。     

简论新批评派的"文学形式本体论"

“文学形式本体论”是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重要的文艺理论，它是与有着深厚根基的“作家中心论”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迅速崛起的“读者中心论”形成鼎足之势。这一理论把对文学作品本体的研究当作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认为文学研究可以不考虑文学自身之外的其它一切因素，而应通过语言分析，通过细读法去寻绎作品的本意。这种理论割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丰富的联系，弱化了人们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最终要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科学主义的程序化操作，从而使得文学批评陷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泥潭之中。     

“澳门文学”:概念及其表述意义

“澳门文学”概念及其内涵的讨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重要议题.在日常使用中,“澳门文学”特指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澳门华文新文学.视野不同,概念划分的边界与依据也不相同,对于“澳门文学”概念及其内涵的历史表述,具有韦伯所说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所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